张家口的实验（第6/6页）

尽管如此，共产党采取了许多针对性措施，以减轻通胀造成的压力以及张家口市民由此遭受的损失。在第一轮工资增长之后，政府似乎试图将工资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上。在张家口，边区贸易公司和政府食品公司对一些基本商品的价格进行了控制。此外，成立了大约100个生产者和消费者合作社，工人和其他人可以向这些合作社寻求帮助，减轻通货膨胀带来的伤害。在国民党控制的城市，猖獗的投机活动使通胀更加恶化，合作社有效地遏止了这种行为。[43]恢复工业、贸易和运输的做法同样有助于抑制通胀的发生。

因此，在张家口，共产党虽然无法彻底消除通胀，但似乎能将它控制在可管控的范围内。做到这一点，共产党的基本经济政策或许比其他任何因素起的作用都更大。这一政策既立足于农村的非货币经济，也源自于共产党相对保守、强调节俭和自给自足的经济理论。

社会改革

在解决城市社会问题方面，最让人感到惊奇的是共产党对妓女、吸毒成瘾者、小偷以及其他“封建残余”的改造。在改造过程中，共产党将强迫和说服的手段结合起来。事实上，这种方式与早期延安使用的对付不愿劳动的农村落后分子的方法几乎是相同的。[44]改造的目的是，使改造对象自己认识到，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无论对他们自己，还是对整个社会，都是有益的。

一开头，政府并没有直接禁止卖淫，而是发起了一次宣传运动。政府宣布，所有的妓女，只要她们愿意，都可以自由离开妓院。然而，许多妓女并不“珍惜”这一机会。只是在“长达数月耐心的工作”之后，政府才纠正了她们“长期扭曲的错误思想”。城市的妓女每周都要接受卫生检查，“耐心的工作”就是在检查期间进行的。所有卫生院都会专门设立一个谈天室，共产党会派出女干部，在谈天室和接受检查的妓女谈话，谈话可能单独进行，也可能召集成小组进行。干部会告诉她们，市政府会尽量协助她们返家，并帮她们寻找新的工作。与此同时，由于政府施加的社会压力，顾客们不敢上门，妓院的生意日益艰难。日本投降时，张家口有妓女562人，到1946年秋天，当中的463人要么回了家，要么嫁了人，要么从事了其他职业。[45]

对于吸毒问题，共产党采取了大致相同的方法。边区计划让所有原本种植罂粟的农民改种粮食，禁烟运动也是这一计划的一部分。根据1940年至1945年间的一份报告，在察哈尔和晋北，大约有13%的人口，相当于30万人，在吸食鸦片。晋察冀边区的许多城镇都设立了禁烟中心。各类组织，包括青年团、妇女协会、当地报纸，都纷纷进行宣传，向吸食者说明鸦片的危害。吸食者会被劝说，或者强迫进入禁烟中心，在那里，他们会被组织成许多小规模的“互助小组”。在理想的情况下，这些互助小组由已经成功戒烟的人担任领导。共产党声称，这些禁烟中心成效显著，许多吸食者都成功地戒掉了烟瘾。第二个阶段是康复期，此后，政府会鼓励已经戒烟的人继续耕种土地或从事其他生产性劳动。到1946年夏天，张家口政府宣布，反鸦片运动取得了成功。在共产党控制的察哈尔及山西地区，这一运动帮助1/3的吸食者戒除了烟瘾，并恢复了正常生活。[46]

这一时期，边区许多小的城镇，包括张家口，开始进行监狱改革。张家口监狱管理人员声称，50名小偷已经洗心革面，他们出狱之后，找到了“体面”的工作。共产党从城市撤退时，另一批小偷正在接受改造。在宣化，政府宣称，对150名犯人的改造收效良好，不到刑期结束，就可以释放他们了。其中，许多犯人是鸦片吸食者。据称，他们出狱时已经戒除烟瘾了。对于普通犯人，改革包括：给他们以人道主义对待、对监狱工厂的额外劳动发放津贴、进行政治教育、在小组讨论会中自我批评。这些犯人出狱后，政府同样会为他们提供就业帮助。

楚元才（音）或许是张家口改造最成功的犯人，人们管他叫“小山东”。5月，他被任命为市监狱的看守。7岁时，楚就成了孤儿，他先是乞讨，后来开始偷盗。到14岁上，楚的经历已经十分丰富了，他抽过大烟，在大连蹲过号子。日据期间，楚流浪到了张家口，并在这里待了下来。接管城市后不久，共产党就开始整顿秩序，大搜大查，楚和另一些混子一起被捕了。新政府给他判了一年刑期。

对于政治，楚并不感兴趣，关于“新民主主义”，他也几乎一无所知。但有人告诉他，可以给他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对这种善待，楚的回应是积极的。他告诉记者，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犯人可以在自己中间选出模范工人，并给他们机会参加会议，发表演讲，最后和城里其他劳动模范一起，当着公众的面，站在台上，接受奖励。他决心让自己也成为一名模范工人。最终，他如愿以偿，被狱友选作工作小组的组长。1946年的春天，在刑满之前几个月，楚被释放了。楚请求政府帮自己找份工作，很快，他就被任命为一名监狱看守。他成功改造的事迹被当作典范广泛宣传，以鼓励其他犯人效仿。楚的故事似乎表明，即使是最落后的人，新政权也能他们重获新生。[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