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的理想：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第2/13页）

4．所有公用事业国有化

5．货币改革，抑制通胀

6．改革税制，设立资本税和遗产税

7．改善公务员和军队人员的待遇[111]

有诚意的辩论开始了，所提出的建议超出了上面所有人一致认可的协议的范畴，特别是讨论中包括了怎样将这些建议最好地应用于中国这样的问题。施复亮、严仁赓、张东荪和樊弘，在1947年底、1948年初《观察》上的文章互动是上面所说的辩论的充分表现。

也许因为曾经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施复亮的观点似乎总是能引起反响。他认为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他都确信中国的民主革命必须借由社会主义的发展达到顶点，原因是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和资本主义的基础是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简而言之，资本主义与民主的基本概念是不相容的。

但是施认为，因为中国还没有取得实行社会主义的必要的物质基础，所以不可能直接从“封建”阶段，经过被破坏的阶段，跃入社会主义。他主张在过渡时期实行一套方案，他称之为“新资本主义”。新资本主义是这样一套经济方案，有着“新民主”政权，由劳动阶级领导，在推翻国民党政府以后建立起来。它需要：对土地系统的一次彻底的改革，实行“耕者有其田”；没收官僚资本，将国有部门扩大到包括银行、重工业、主要交通事业和一些轻工业；保护国有企业和工业，对小生产者进行援助；实行先进的劳动法，保障所有人的基本生活标准；制定经济、金融和社会政策，不鼓励个人财富的过分积累，鼓励将生产企业的利润投入再生产。[112]

人们也许会觉得这个方案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表述的方案大体上甚为相似，因此将使得施同事中的激进派满意。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比如，浙江大学教授严仁赓，在一篇文章中非常严厉地批评了施，在第二篇文章中，坚决抵制了施试图将他们之间的分歧最小化的倾向。严首先反对施允许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剥削关系继续存在以扩大生产，哪怕这种剥削关系已相当程度上柔化。严的第二条主要反对意见是施将经济系统变革的愿望寄托在“新民主政权”的未来形式上。严怀疑工人、农民、富农、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族资本家能够通力协作，为社会主义奋斗——特别是在允许富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本家存在的情况下。他声称，他们也许今天被剥削着，但是他们自身都含有剥削的性质。于是他赞成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因为“我觉得或许我们能够一次同时解决生产和分配的问题”[113]。

施复亮与张东荪之间的相似之处更多。施复亮曾说他和与他辩论的人之间的主要差异是侧重点和解释方式的不同。这个说法在张东荪的例子中更说得过去。但是差异还是存在的。张，像施一样，将重点放在发展和增加生产上，认为这是中国必须迈开的第一步。张同样感到社会主义不是速效的解决办法，因为就社会改革一项来说，就绝不可能在一个贫穷的国家成功实现。他同样相信，在这里他与施不同，自由主义及它在经济上的对应资本主义，不管多么柔化，都不可能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国家保证生产的发展。

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只能在这样的国家制造出新形式的不公。西方文化中的好东西一旦进入中国，它们只能增加人们的疾苦，因为在中国有特殊的利益集团，它们能够利用这些东西压迫人民。这些压迫的势力同时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包括享有特权的官僚资本、地主、高利贷者以及落后的封建社会的遗弃者，如几乎不从事生产的、经常依靠勒索和抢劫谋生的流浪汉和游民以及佃农和雇佣劳工。

张总结道：一个“渐进的”计划经济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唯一希望。有了计划经济，所有一切，包括政治和教育，必须同样被计划。这些可以按照这样的原则进行：所有束缚生产的剥削关系必须被消灭而鼓励生产的剥削关系可以被允许在过渡时期存在。相反地，有益于生产的社会改革将被鼓励，干涉生产的将不被支持。张坚持每个国家必须在这条原则的基础上设计出自己的解决办法。然而他推荐两个明显已经被成功应用的理论样板是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的新经济政策（该政策使得苏联后来迈入社会主义成为可能）以及瑞典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政策。[114]

比起施复亮，张东荪与北大经济学家樊弘的分歧似乎更多。樊教授在诊断中直来直去，毫不含糊，他为实现社会主义开出的方子也是一样的风格：

从经济上说……我们必须要明白，现代世界上的一切的罪恶都是由有产者剥削无产者阶级而来的。然则将奈之何呢？这当然要涉及政权的更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