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复地区（第6/7页）

[41]上海《新闻报》，1945年12月13日；上海《中美日报》，1945年12月27日。

[42]上海《真言报》，1945年12月22日。

[43]对这些劣行最详细的描述或许是葛超智（George H. Kerr）在《被出卖的台湾》的第五章和第六章中对台湾接收情况的描写。

[44]重庆《新民报》，1945年11月2日。

[45]重庆《新民报》，1945年11月7日。

[46]重庆《青年日报》，1945年9月23日。

[47]上海《大公报》，1945年11月26日。

[48]上海《大晚报》，1945年10月2日；上海《联合日报》《前线日报》《立报》，1945年10月14日。在这一时期，由于进驻上海—南京地区的大量非正规武装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骚乱，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将军下令将这些武装整编成一支专门的卫戍部队。新整编部队的资金和军饷由政府承担，他们被明令禁止像以前那样向民众强征供给。

[49]上海《大公报》，1945年11月26日。

[50]上海《神州日报》，1945年11月29日；上海《大公报》，1945年12月4日。

[51]上海《大晚报》，1945年12月5日。

[52]上海《大公报》，1945年12月3日、4日；上海《立报》，1945年11月29日。

[53]上海《新闻报》，1946年1月7日；上海《文汇报》，1946年9月3日。

[54]重庆《大公报》，1945年11月1日。

[55]上海《新闻报》，1945年12月13日。

[56]上海《文汇报》，1946年3月18日。

[57]上海《新闻报》，1946年4月29日。

[58]重庆《民主报》，1946年2月17日。

[59]沈阳《东北前锋日报》，1947年7月31日和8月23日。

[60]上海《大公报》，1946年5月3日。苏联从中国东北撤出，见《中国白皮书》，第596—604页。

[61]高超：《泪眼看东北》（奉天快讯），载《观察》，1948年2月28日，第17页。

[62]沈阳《和平日报》，1947年9月4日。

[63]重庆《国民公报》，1946年3月25日。

[64]上海《新闻报》，1946年4月4日；上海《大公报》，1946年5月27日。

[65]沈阳《中央日报》，1947年9月13日。

[66]重庆《国民公报》，1946年3月30日。

[67]从1946年8月到9月，上海媒体报道和披露了大量这样的腐败行为。例如：8月28日的《和平日报》；8月30日的《申报》；9月4日的《大公报》；9月28日的《文汇报》。

[68]上海《申报》，1946年9月18日。

[69]天津记者：《贪污太多，团员太少；大海捞针，无从捉摸》，载于《观察》，1946年9月28日，第28页。在用使用“打苍蝇”这个词时，记者想到的很可能是老式的马尾掸子，这种工具只能暂时驱散苍蝇，很少能打死它们。

[70]上海《文汇报》，1946年9月4日。

[71]上海《大公报》，1946年9月25日。

[72]重庆《商务日报》，1945年8月18日。

[73]重庆《新华日报》，1945年9月13日。

[74]重庆《新民报》，1945年9月22日。

[75]《中国每周评论》，1946年2月16日，第201—202页。

[76]重庆《新华日报》，1945年9月11日、13日、14日。

[77]重庆《新民报》，1945年9月18日。

[78]上海《光华日报》，1945年9月20日。

[79]重庆《中央日报》，1945年10月9日。

[80]重庆《商务日报》，1945年10月14日。

[81]重庆《大公报》，1945年10月25日。

[82]上海《大公报》，1945年11月30日。

[83]重庆《新华日报》，1946年1月22日。

[84]上海《文汇报》，1946年4月22日。

[85]上海《中央日报》，1945年9月27日。

[86]重庆《新民报》，1945年11月9日。

[87]天津《民国日报》，1945年11月18日。

[88]上海《青年日报》，1945年9月28日。

[89]上海《和平日报》，1946年11月13日。

[90]上海《文汇报》，1946年4月22日。

[91]上海《前线日报》，1945年10月19日。

[92]抗战期间，日占区不同地区的日伪政府分别发行了各自的伪币。“满洲国”从1931年开始使用日伪货币；内蒙古于1937年使用自己的伪币；1938年3月，华北开始使用联邦储备银行的货币；华南日占区在1940年发行了自己的货币；在华东地区，1941年开始使用中央储备银行的货币。见杨格（Arthur N. Young）：《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胀（1937—1945）》，第156页。

[93]重庆《大公报》，1945年9月14日。

[94]重庆《新民报》，1945年11月9日。

[95]天津《民国日报》，1945年11月22日；天津《大公报》，1945年12月21日；北平《华北日报》，1946年1月7日。

[96]重庆《大公报》，1945年10月24日。

[97]上海《立报》，1945年10月20日。

[98]上海《中美日报》，1945年12月27日。

[99]从20世纪30年代早期，行政院的国家资源委员会就开始管理几个关键的重工业部门。在接收时期，经济事务部开始直接管控生产。这种控制妨碍了轻工业的发展。私营企业主提出抗议，认为政府干预导致了不公正的竞争，我们已经在前文中举过这种例子了。不仅如此，政府成立了监管各行业的特别监督委员会，该委员会直接干预了许多工厂的具体生产，例如棉纺厂、毛纺厂、丝织厂、亚麻纺织厂、化工厂、造纸厂、食品厂。现在还无法确定，这种干预是没有公开宣布的既定政府政策，或者单纯是接收过程中无意产生的后果。见上海《和平日报》，1946年11月13日；上海《文汇报》，1946年1月21日、24日。关于官僚资本主义更多的细节可参见第四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