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 章 憎恶“唯唯诺诺的人”： 具备挑战的风格（第6/13页）

“艾森豪威尔对我咆哮说：‘乔，过去两年来你一直在干什么？’我只好垂头丧气地匆忙退出。第二天，1945 年 12 月 16 日，任命我担任战争部情报处处长的命令就发布了。”

艾森豪威尔知道他在做什么事情。柯林斯是一位有性格、直来直往且开放的人。当时陆军在处理裁军及德国占领的问题上，一直饱受媒体与国会的批评。由于柯林斯的诚实公正，他与许多新闻媒体发展了很好的关系，但有时他会失去耐心。艾森豪威尔送柯林斯到欧洲去处理一些与负面舆论有关的事。

有位记者询问柯林斯是否认为美国人已清楚占领的复杂性，他的回答坚定且坦白，他用自己的风格表达说：

“不！”当再被问“为何不是”时，我说：“因为你们这些家伙把大部分时间全神贯注在丑闻上，而忽略了占领时期苏联与同盟国部队间将进行冷战的重点。”

我的声明被所有新闻通讯社报道，可以理解这会激起在德国的美国记者们的愤怒。因此，当我到达柏林时，他们已经准备好用尖锐的文笔攻击我。1946 年 8 月 19 日，我参加了柏林媒体俱乐部（Berlin Press Club）的一个不寻常的晚宴，出席者仅限该俱乐部的会员、我、还有我的一位助手。在用过一巡令人愉快的鸡尾酒及美食佳肴后，我受到柏林记者协会主席肯德尔·福斯（Kendal Foss）及其他人的攻击。他们表示，只要在我们的占领区内的军官与部属间有丑闻发生，就该被报刊报道。我同意这种报道是应该的，但我坚守立场，表示丑闻的报道量与陆军所表现的一般特质简直不成比例，并掩盖了占领区的真正问题。

最后有个人表达了他的观点，并说他某种程度上同意我所说的，但我应该与美国国内的一些编辑们谈一谈。他说早在数月之前，他就递交了有关我们与苏联之间难题的报告，至今没有回音，但当他写了一则怀孕护士的故事，立刻就收到了回应：“请送来更多相同的故事。”

我结束了讨论，并表明我这趟旅程的整个目标，是对我们的指挥官们强调，记者们在报刊中无法给出他们的实际表现应得的报道，这也许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但我觉得我与柏林新闻界互谅互让地意见交换，对他们与我们的军官团都有好处。

这个任务与柯林斯在该职位上取得的成功，对他最后的成功是有相当大影响的。“回顾起来，”他说，“虽然我当初抗拒担任情报处长，但假如我刻意选择某一职位，以锻炼自己成为陆军参谋长，我可能不会选到比这个更好的了。情报处长一职让我深入了解了国会、政府及陆军的情报关系，而这些我是无法从其他职务获得的。

“任职情报处长期间，我几乎每天见到艾森豪威尔，并私谊渐笃，这可由 1947 年秋的某一天他所告诉我的事情来说明，他想任命我当他的副手，这事完全出乎意料。我说，我当然很高兴，但我怀疑我们对许多事情的想法可能不大相似，是否找不那么直言不讳的人当其副手会更好——我的说法艾森豪威尔完全没有考虑。所以 1947 年的 9 月 1 日，我成为了陆军的副参谋长。任职期间，我做到了让参谋长对他办公室的例行事务不用操心。”

1947 年，柯林斯被指定将继艾森豪威尔之后任陆军参谋长。当他被通知即将被委任下一任参谋长时，他致电韦德·海斯利普将军说：“韦德，我已得知即将接任下一任陆军参谋长，我想请你当我的副手，你愿意接受这个职务吗？”海斯利普回答说：“你为什么要选我？30 年来，我们对任何一件事的意见都相左。”柯林斯说：“这正是我选择你的理由。”

柯林斯不想要一位“唯唯诺诺的人”，没有一位卓越的领导者想要这类人。

但一个人不应该只为不当一位“唯唯诺诺的人”就表示不同意见。我问詹姆斯·杜立德（James Doolittle）中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艾森豪威尔将军不希望由他担任北非战斗时的空军指挥官这一决定是否正确，杜立德肯定了上述说法，并表示：在某个参谋会议中，艾森豪威尔对即将到来的北非入侵计划的构想作完简报后，接着询问在场军官们的观点。杜立德说：“巴顿将军说了他将采取的行动，接下来艾森豪威尔要我表达意见……艾森豪威尔回应说：‘第一件要做的事是占领飞机场。’我应该回答：‘是的，艾森豪威尔将军，这是我们集团军在上岸后必须做的第一件事——确保飞机场安全。’”

杜立德接着说：“显然，我那时做了一件蠢到极点的事。我继续发表我的论点并说：‘将军，除非我们有了补给品、油料、汽油、炸弹、弹药、支援人员、食物及储存它们的设施后，否则飞机场对我们没有任何价值。’以上都是事实，但不是我应该说的；当时我所做的，只是突显了我的长官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与其说我说的那些话，我应该只说艾森豪威尔将军，您非常正确。我们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占领那些飞机场，然后尽可能的运进补给品来完成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