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章 大公无私（第9/15页）

一直到战争结束，马歇尔每周主持一次或两次记者会。他习惯先听取所有的问题，然后再针对每位询问者的问题逐一说明。他对事实资料与人名有非凡的记忆力。他不仅直率而且值得信赖。他会说明哪项陈述是需保密的，并且相信记者不会违反他对他们的信任，记者们也从没背信。如果战争中他没有赢得并保持媒体的信任，他的领导就无法有效。

战争期间，马歇尔与国会的密切关系只有一次濒临决裂。在美国海军极力促请下，罗斯福总统考虑晋升马歇尔为陆军五星上将，升金为海军五星上将。史汀生于 1943 年 2 月 16 日第一次听到海军部长诺克斯（Knox）提到这个晋升计划。史汀生说：“当我回到部里，我将这件事告诉了马歇尔，因为总统也要求我前往国会山和两个军事事务委员会主席商谈。马歇尔拒不接受这个晋升机会……他说这件事的主要原因是，海军低阶将官向金和诺克斯施压，再传到总统身上。”

马歇尔将军反对晋升是有理由的。他担心这件事会破坏他对国会和人民的影响力，因为这像他在追逐私利。无私是他风格的一部分，对他的领导力也很重要。这次晋升将会干扰他完成赢得战争这一首要任务。史汀生谈到有关马歇尔对晋升的立场时说：“马歇尔无私的行为很伟大……”

因为马歇尔的反对，史汀生当天向罗斯福总统递交了一份备忘录，里面写着：“我已和马歇尔讨论过这件事，就他的考量而言，他的晋升是弊多于利，尤其是关于他和国会的关系及美国人民的反应。他对这件事的立场非常强硬，原则上，我也倾向同意他的意见。”几天之后，史汀生和罗斯福总统商讨这件事，最后他们决定取消晋升。稍后这件事又被再度提起，国会和总统决定不顾马歇尔的反对，在战后授予他五星上将的军衔。

1942 年 1 月，史汀生部长和马歇尔将军面临最大的难题之一，是挑选一位派往中国的美国将领。这是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因为在日本的猛烈攻击下，中国已节节败退。美国将领的责任严峻，因为他要能指挥中国和美国部队，而且必须与中国腐败的官僚政治体系打交道。第一个列入考虑的人选是休·德鲁姆（Hugh Drum）中将。但是史汀生写道，德鲁姆“认为我派他到中国的任务不够大，对他是大材小用了”。

史汀生部长当晚和马歇尔将军讨论德鲁姆中将的职务。第二天，事情发展到一个高潮。史汀生写道：“整个下午都在处理讨厌的德鲁姆事件……我收到一封德鲁姆的信，他显然为自己不情愿到中国任职而造成的影响感到惶恐，因而在信中告诉我，他愿意接受我派他做的任何事情。”

史汀生把这封信拿给马歇尔，他看过后更加认定德鲁姆中将的“不适任，也更加认定他只是在努力保护自己免予受到拒绝赴任的批评”。

如果有军官让马歇尔感到他急切地想找到一份适合个人喜好的职务时，这人就会遭殃。“威廉·哈斯凯尔（William N. Haskell）将军跑来看我，”史汀生于 1941 年年初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商讨他退休前这 8 个月的差事。我喜欢哈斯凯尔……但当我告诉马歇尔时，我发现哈斯凯尔为自己计划未来差事一事激怒了马歇尔”。马歇尔和史汀生关系非常好，但他不同意给哈斯凯尔特别的关照，尤其是因为他自己有这样的请求。

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到 70 年代的空军历史中，有两个重要的时期，空军军官在争取空权与战备上都展现了无私与卓越的风格。关键的领导者有亨利·阿诺德将军、空军的首任参谋长卡尔·斯帕茨将军和 1974—1978 年担任空军参谋长并于 1978—1982 年接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大卫·C. 琼斯（David C. Jones）将军。这些人在 50 年间完全无私并愿意牺牲个人生涯来发展足以保护西方自由的空中力量。许多时候，他们做他们认为对发展空中力量有利的事，即使这样做有损其生涯发展。阿诺德和斯帕茨对 20 世纪 20 年代空军的发展非常重要。但若缺乏比利·米切尔（Billy Mitchell）对空军领导的无私贡献的记录，这段历史将不完整。

米切尔对航空的兴趣最早展现在他对操纵军事气球的分析上。作为一名长期身负陆军航空责任的通信兵，直到 1916 年秋天米切尔才自费开始飞行员的训练。1917 年 1 月战争部决定送他去欧洲担任航空观察员。这个机会及其所获得的经验扩展了米切尔的航空知识，使得潘兴将军将他晋升为上校，并让他在盟军远征军中担任战斗指挥职务。

潘兴认识到米切尔具有高超的作战以及战斗领导能力。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美国航空部队指挥官。潘兴对他非常欣赏，并推荐他晋升准将。1918 年 12 月米切尔回到美国担任军事航空处处长（director of military aeronautics），但该部门在战后因为陆军重组而被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