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章 大公无私（第10/15页）

米切尔在“一战”中获得的经验与成长，使他发展出了对空权的愿景。他看出航空在下一次战争中所担任的重要角色，因而投入了在这个领域的准备。对米切尔而言，空战和地面战或海战一样重要，因此他坚信应该有独立的空军。

米切尔在“一战”后最被铭记的贡献是他坚持飞机具有击沉海军船舰的能力。为证明这一点，他不顾海军的恼怒，在 1921 年 7 月 22 日击沉了德国战舰“奥斯特弗里斯兰德号”（Ostfriesland），在 8 月击沉了一艘美国过时的战列舰“阿拉巴马号”（Alabama）。

战后，米切尔经常上头条新闻。不管是他的朋友或对手，都承认他对其目标的奉献以及专业能力。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他对空军重要性的看法，也只有十来个人具有他独特的愿景与热诚。战后，米切尔有许多高潮与低谷。这些最终累积到了一个摊牌时刻。

1925 年 9 月 5 日发生了一个事件，这是建立独立空军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当时米切尔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这个记者招待会的影响永远不会被空军历史遗忘。我不会详述随后带出的军法审判，而只指出其主要议题，因为它们影响着空中力量——包含一个独立的空军及其领导者——的未来。

1925 年 9 月 1 日及 3 日发生了两起海军飞行员的悲剧。9 月 1 日，约翰·罗杰斯（John Rodgers）中校及其四位同僚在从旧金山飞往火奴鲁鲁的途中在太平洋上失踪。大量的公众报道将失事归因于顶风飞行造成的油料不足。当时驻扎在圣安东尼奥市（San Antonio）的米切尔在 9 月 2 日通过无线电台称罗杰斯等人为“烈士”（martyrs）。

9 月 3 日，当罗杰斯及其机组人员还未被找到时，“谢南多厄号”（Shenandoah）——一艘大型硬式飞艇——撞进了一个暴风，其指挥官及 14 名乘员都坠机而死。这一损失的悲伤因一个谣言而加剧，据说其指挥官因为天气恶劣而反对这次飞行，但被命令继续执行任务。让情况变得更糟的是海军部长对此事显示出的漠不关心。他想降低两起悲剧的冲击，因此公开表示这是为了国家安全而牺牲空权的证明。这样冷酷无情的言论，无法被空权的拥护者及失去亲人的家属所接受。

这些悲剧使比利·米切尔无法再保持沉默。米切尔在 9 月 5 日于圣安东尼奥市召开记者招待会，引爆了几年来他和其上级间的一个争议。他指控这些“可怕的悲剧……是由战争部和海军部对国防无能、可耻的疏忽和背信的管理直接造成的”。

毋庸置疑，米切尔的行为要面临军法审判或记过。他的指控严重到不能被置之不理。认识他的人相信，他想以军法审判来赢得对他争取用先进且有远见的政策取代古老过时的空中政策的支持。他相信如果他能自军中退役，将更有机会推进航空发展。

光是记过无法达到米切尔的一个目标——引起国会调查。在他的记录里加上记过处分，无法解决他说的军事航空是操控在一群“愚蠢”的上级手里的指控，这些人“一点儿都不懂飞行”，而且他们让飞行员像过河卒子一样去进行愚蠢与不当的冒险。

一次军法审判可为米切尔证明他的指控提供一个机会，或是被踢出陆军。在审理中，他可以依据法律程序提出他自己的证据和证人，并能交叉检验政府的证人。这样可以让争议浮现出来。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总统决定以破坏良好秩序与军事纪律，不服从和发表藐视上级言论的偏差行为起诉米切尔上校。

军法审判的记录有七大册。虽然自从“一战”结束后有过 20 多次对空军的调查，但都没引起大众的注意。这次则是吸引了全国的目光，举国重视。

关键的争议议题有：（1）是否该有统一的空中军种，也就是独立的空军；（2）航空的发展与进步是否因为陆军和海军的保守而迟缓；（3）对陆军航空兵军官是否有待遇和晋升上的歧视；（4）在地面以及海上的战斗中，航空兵有何重要性。

在辩护中，米切尔指出：“在陆军中我们完全没有空中兵力，不管是物资（飞机和装备）、人员（飞行员、观测者、炮手、机械工）或战法（使用的方法）……而我们现有的飞机都已破烂不堪，它们都非常危险，没有能力执行任何现代空军的功能。”

依米切尔所言，人员和物资的不足是因为“空中事务是授权陆军和海军来负责，并由非飞行军官主宰其运作与管理。他们不只对航空几乎一无所知，而且视其为现行活动的附属品，而不是国家军事装备的主要力量。他们对空中事务的证词可说是毫无价值，更严重的是，有关支持空军的声音还没发出就被扼杀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