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1936—1938年“大清洗”（第2/5页）

第二，使人数最多的劳动者阶级农民，脱离了产生资本主义的个体经济道路，走上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道路；

第三，在农业这个最广大、最为人们必需而又最落后的部门，建立了社会主义基础。

集体农庄不仅是经济组织，在生产活动之外它还具有行政权利，未经许可庄员不得脱离，这样就把他们牢牢“捆绑”在了农庄上，因而有人把集体农庄制度看作是“第二种农奴制”。1958年中国出现“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不少人认为那是我们的一项伟大“创举”（参见凌志军《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其实在把经济权利与行政权利集于一身，从而牢牢控制农民这一点上，斯大林领导的苏联“老大哥”早已走在我们前面。当时的苏联还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发展工业，尤其是发展重工业所需要的资金，大量是靠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用剥夺农民的办法筹集和积累起来的，苏维埃政权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靠的就是集体农庄这种据说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新生事物。

但是，农业集体化并没有带动生产的发展，原因很简单：生产技术和装备没有跟上，管理不善，更大问题则是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挫折。根据《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1959年）》，开始全盘集体化以后苏联农业总产值不升反降，1933年降到最低点，只及1928年的81%。以后虽略有回升，也未达到1928年的水平。从开始全盘集体化到1940年，12年时间里只有两年农业产值高于1928年的水平。更严重的是粮食产量下降，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28—1933年），只有1930年粮食产量超过1928年水平。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粮食产量又低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粮食短缺仍然是困扰苏联的一大难题。

1932—1933年，由于粮食产量大减，许多地方，尤其是俄罗斯南部顿河流域、库班地区和乌克兰发生饥荒，受灾人口约4,000万，并且造成大量死亡。死亡人数已经无法准确知晓，不同估计最低的达500万，高的达1,000万。其中最严重的是乌克兰，死亡人数估计在240万至480万之间，以致专门创造了一个组合词来表示它：голодомóр，голод意“饥饿”，мóр意“灾难”。值得注意的是，重灾区正是苏联最主要的产粮区，而死亡的大量是种粮的农民。

除了经济上的影响，农业集体化还对苏联国内政治生活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因为它的矛头不但指向富农，还指向被认为在党内代表他们利益的“布哈林-李可夫集团”。布哈林的主要罪名之一便是主张“富农路线”，反对和阻挠实行农业集体化。他们主张的改造、而不是消灭富农的政策，被批判为“阶级斗争熄灭论”。这样，农业集体化就和斯大林的另一件大事“大清洗”紧密联系起来了。

联共（布）历史上曾经有过多次“чистка”，指开除或让不合格的党员自行退党，似乎可译为“清党”。例如，1921年就有约22万党员被清除出去，但那时清除与否主要看出身和对革命的贡献，工人党员很少有被清除的。1929—1930年间又有约10%的党员被清除，到1933年，总共有80万人被清除，不过这些人只是离开了党组织，并没有受到进一步的迫害。1934年12月1日列宁格勒州委书记谢尔盖·基洛夫（1886—1934）遇刺身亡，斯大林宣布此事是“托洛茨基反对派”所为，随即开始“大清洗”，在莫斯科先后举行了三次公开审判（西方认为是“show trial”，作秀审判）。和以前历次“清党”大不相同，这一次不是只清除出党就了事，许多人被逮捕、监禁，甚至被处死，尤其是原来位高权重的人。

第一次审判（1936年8月19至24日）也叫“16人审判”，因为主要被告除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1883—1936）和列夫·加米涅夫（1883—1936）外，还有交通人民委员（交通部长）伊凡·斯米尔诺夫（1881—1936）、亚美尼亚共产党领导人特尔-瓦冈尼扬（1893—1936）等多名高级干部，总共16人。

季诺维也夫是乌克兰犹太人，1917年10月23日俄共首次设立政治局，他就是正式委员。1919年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首任主席，被看作是列宁最重要的助手，1923年第12次代表大会和1924年第13次代表大会，都由他做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

加米涅夫从1917年起就一直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列宁患病期间经常由他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并且把个人档案资料交给他，让他负责自己身后“全集”的出版工作。

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以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曾经与斯大林结成“三套马车”，共同反对托洛茨基。他们与斯大林“结盟”不是没有原因的，原来，1924年10月托洛茨基发表了对1917年革命进行总结的文章《十月的教训》，其中提到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曾经反对布尔什维克武装夺取政权。此前（1923年3月14日）卡尔·拉狄克（1885—1939）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列夫·托洛茨基：胜利的组织者》。在“三套马车”看来，那是在为托洛茨基做列宁的继承人制造舆论。为此，加米涅夫先后于1924年11月26日和12月10日在《真理报》上发表《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列宁是不是无产阶级和革命的真正领袖？》两篇文章进行反驳。但在托洛茨基被“解决”以后，两人在工业化等一系列问题上与斯大林发生分歧，就轮到他们被送上审判席了，两人被指控是刺杀基洛夫的主谋，还指控他们密谋刺杀斯大林及其他中央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