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一千三百分之一（第3/4页）

但我们还得跟这样一个大国交往。跟中国人打交道要有耐心和技巧。我第一次来时，很不受欢迎，但有一次我无意中道出自己曾经是日本共产党员，嘿嘿，他们就对我另眼相待了。喝酒时还叫我同志，好像天下共产党是一家，其实我们日本共产党早就放弃了暴力斗争，走议会民主的道路，和他们根本不一样。不过我还是借此跟他们拉近了关系，共产党的官员开始私下里接收我送的礼物。电子表、东芝盒式收录机、原子笔、巧克力等；而对那些普通老百姓，一个电子打火机就让他们稀罕得不行了，那时我们回访团的成员每个人身上都装有几十个电子打火机，见到对我们友善的人就送一个。当那些得到好处的中国人脸上现出谦卑感激的笑脸时，我们仿佛找到了当年在这里当主人的感觉了。

哟西，有谁能想得到啊，中国开放仅仅几年之后，东芝公司、索尼公司、丰田公司、三菱公司，轻易就征服了中国，他们的产品比当年天皇陛下的士兵走得更远更广大。那时不要说中国人对我们日本电器如何崇拜，你在上海机场一出海关，围着你要兑换日元或美元的人就像狗一样，轰都轰不走。哪怕只是给他们兑换十日元，他就可以为你做任何事情。要知道当年能从我们手上兑换到外汇的人，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中国人。我们日本人在中国大陆重新赢回了尊重，你只要说是来经商投资的，他们对我们甚至比那些从台湾回来的国民党老兵还更好一些。简单说，中国是一个实用主义至上的国家。跟中国人打交道，搞商贸是不是比战争更好呢？

不过，我们施舍这些小恩小惠，主要还是想化解敌意、隔阂，甚至仇恨。但他们还是不允许我们去松山战场，只是专程派人从松山上取来泥土，让我们带回去。我们把来自松山的“灵沙”带回了日本，分给松山守备队的遗族。多少遗族手捧“灵沙”泪流满面啊，这样的情感中国人永远不会理解。中国真是一个奇怪的国家，他们不重视战死者的灵魂，敌方的不重视，自己的好像也不管。可中国人明明是个奉行“慎终追远”的民族，看看他们对自己亲人的葬礼就知道了。

一直到1984年，中日关系逐年升温，中国也更开放了，我们终于被允许以旅行者的名义来到龙陵和松山。但我们受到严密的监控，每一个旅行团成员身边至少有三到五个中方人员。我们被告知无论是在松山战场还是龙陵战场，都不准做任何祭祀活动，包括不准带水酒、饭团、菜肴等祭奠用品上山。我们只有在房间里面对松山跪拜祭奠。有一个团员动静搞大了，在祭祀时失声痛哭，还高唱当年的征伐歌谣，结果被随团的中国翻译告发了，他受到了严厉的警告，差一点被提前遣送回国。

1987年，我第二次来到中国，经多方打听，终于在龙陵见到了赵先生。我怎么能忘记他呢？我们算是“生死之交”的老对手。我的肩膀上还留有我们在松山搏斗时他撕咬后留下的肉坑。每当抚摸这个肉坑，我就会想起他。先是恨，慢慢就变成思念了。天皇陛下的“终战诏书”下达之时，我还被关在昆明的战俘所。有一天看守我们的美国宪兵忽然带来一个重庆军的少校军官，竟然是老冤家赵先生。他也在昆明养伤，脸被烧坏了。那天我们谈了两个小时，开初我以为他是来羞辱一个战败者的，但后来我发现赵先生毕竟是有教养的人，他跟我谈未来，说和平后你回到日本，要好好干。我们都是战争的幸存者，也是各自国家的栋梁，要为自己的国家努力建设啊。再不要战争了。我当时真的很感激他。他还在第二天专程前来送给我一副眼镜。因为我的眼镜腿早就断了，一直用胶皮膏药粘着。他还送我一枚扣针纪念章，上面有一句箴言，我至今还记得——“人道高于一切”。中国人啊，当他们是胜利者时，他们有一颗温软的心；当他们是失败者时，他们又有一个弱者极强的自尊。但无论何种情况下，他们的尊严很脆弱，就像今天森本冒犯了他们最敏感的东西。他们的反弹常常是不讲道理的，非常极端的。他们认定的事情，轻易不会改变，哪怕他们的观念明显地落后于时代。

人们说赵先生坐过很长时间的监牢，但他面对我的追问从不多说任何原因。他变成一个沉默寡言的老人了。他下午像山洪暴发般说了那么多，真是让我惊讶。在我的印象中，他年轻时似乎不是这个样子。我曾经问过赵先生，你们松山战役阵亡者的碑在哪里，陵园在哪里。他竟然不肯回答，仿佛有什么隐情。只说在大地上，有他们阵亡将士的血骨，就有他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骄傲。还有比松山更大的丰碑吗？这是诗意的反诘，你却可以看出这是不负责任的搪塞。赵先生是个对中国文化很有造诣的人，但我看他战后没有做他应该做的事情。他也老了，老得两手空空。这个国家在战后是怎么一回事，看看赵先生的命运，或许有值得思索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