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一千三百分之一

啊，松山！我又回来了。不知道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呀。我们都老了，老得只有碎片一样的回忆，成天和战死在这里的战友们的冤魂吵吵嚷嚷。他们总在我的耳边说，嗨，秋吉君，你这个在联队里专事记录战绩的家伙，难道把我们的联队忘记了吗？

我怎么能忘记？战时我就是我们联队的乙秘书，甲秘书是龟田中尉。他是在昭和十九年（1944）九月松山守备队“玉碎”的前两天战死的。当年在松山担负守备任务的不仅有我们113联队的部分单位，还有炮兵、工程兵、通信兵、卫生防疫给水等兄弟单位。唉，“玉碎”听上去像樱花飘落那般凄美，壮丽，可对当事者来说，那真是一段悲惨的经历啊。有人蹲在堑壕里嘤嘤哭泣，有人上吊自杀，有人给重伤员和“女子挺身队”（慰安妇）发升汞片，让他们拌在饭团里，溶化在水里服毒自杀。还有的人在把战死的战友手指切下来，在专门的“化学燃烧毯”上烧成遗骨，期图带回日本，军官的则是从手肘处砍下来。那些烧成白骨的手指遗骨，一堆堆地装在白布口袋里，哗啦哗啦作响，就像车站里吵吵嚷嚷闹着要回家的人。挺身队的姑娘们，和我们守备队的官兵都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平时带给我们很多快乐，化解我们思乡的忧愁，打仗时为我们送饭、送弹药，甚至还直接参加战斗。但我们却不得不杀死她们。她们死前怀里还抱着一包一包的“军票”，但那还有什么用呢？有个叫江代的，是个朝鲜姑娘，她和一个伍长真心相爱了，肚子里那个孩子据说就是这个伍长的。伍长一个月前就战死了，她说要回到日本去，把伍长的孩子生下来。但在最后关头，她哀求说升汞水会让肚子里的孩子中毒，你们也给我颗手榴弹吧。可我们那时都是从敌人的尸体上捡手榴弹，哪舍得给她自杀呢？这个可怜的女人，找了一根木棍从喉咙里捅了进去。但她怎么捅得死自己啊，一个士兵实在忍受不了她的惨叫，就上前去帮她……她捧着肚子在地堡里打滚的样子，真是惨啊！

堑壕里战友们的尸体铺了一层又一层，浸泡在泥浆里，都腐烂了，到处是蛆，人踩在上面就像踩在胶泥上。花花绿绿的肠子、心肺沾得脚上到处都是。可能是腐臭已经麻痹了人们的鼻子，竟然没有一个人会感到恶心、呕吐。我们的士兵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新兵时练刺杀，经常真刀真枪地用支那俘虏来当靶子，那时他们该吐的都吐干净了。那个年代的日本军人是世界上神经最粗壮的士兵，可以忍受任何最恶劣的环境，战胜任何人间的苦难。一点尸臭算什么，肚子饿疯了时，日军士兵还敢吃自己死去的战友身上的肉，高黎贡山上的日军守备队就这样干过……啊，实在抱歉，这样龌龊的事情现在说来真是不敢相信，但这就是那时的实情。日本缅甸方面军的司令官牟田中将就说过：要培养最勇敢的士兵，重要的是要让他们尽快成为精神病人。

他们真是做到了，在松山和龙陵，日军干了很多疯子才会干的事情。军医官不打麻药活活解剖战俘，期图看到一个人能够忍受痛苦到死亡的全部过程，如果生生切掉胃会流多少血，切掉几节肠子又会怎样。俘虏在手术台上惨叫，他们却专注地用计量杯接伤口上淌下的血，仿佛绑在手术台上的不是一个活人，而是一头猪。给抓来的老百姓输马血，观察人的反应。人会不会像马那样跳跃着跑呢？不会。人只会眼球突出，面赤耳红，七窍流血。这不是实验，纯粹是恶作剧。有个军官命令把战俘推到一个坑里用乱石砸，以求找到如何砸死是最快致命的。细菌实验也做过，但那是军队里的最高机密，我们普通士兵不知道；我只知道他们做过梅毒实验，慰安所的一个从缅甸热带地区交换来的慰安妇患了一种奇怪的梅毒，他们就抓来一个中国男人和她发生关系，观察他的感染情况，然后又抓来他的妻子，又观察他妻子的感染情况。这对夫妻全身溃烂后来才知道自己成了试验品，他们双双上吊自杀了。

实在抱歉，芳子小姐，一再让你感到恶心了。战争就是这样，现在看来如此没有人性，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因为大家都这么做，兽性似乎就不可逆转了。人内心中都有一个魔鬼，是战争释放了这个魔鬼。它来到了一群柔弱、落后、麻木、愚钝的中国人中间，有的人顺从，有的人反抗。无论哪一种中国人，都挑起这个魔鬼更大的恶。况且这种恶有一个堂皇的理由，解放亚洲各民族，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看看中国那时的贫穷混乱，看看那些没有受到过丝毫教育的战俘，我们那时真有当解放者、拯救者的自豪。尤其是，我们抓了那么多的战俘。在我们看来，他们总是轻而易举地就放下了武器，抓个支那兵俘虏比儿时玩游戏还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