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云麾勋章（交代材料之四）（第3/7页）

可要是你的脸打满了补丁呢？

尽管之前我知道我的脸上有伤，但他们怎能把我的脸糟蹋成这样？！我不吃不喝不说话已经有一个多星期了。我像再次死去一般直挺挺地躺在床上，等待蛆虫来啃吃我这堆烂肉。我拒绝鲍勃医生的治疗，更拒绝约翰博士的什么“战场心理辅导”，中国士兵的战场他们永远不会理解。他们以为我被残酷的战争击垮了，实际上他们不知道孔圣人的一句老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鲍勃医生说他们会从我的臀部上取下一些皮肤来，以修补我烧坏了的面部，还会帮我装上假牙，扶正鼻子。我实在忍无可忍了，愤懑地喊了一句：“难道你要用我的屁股来做我的脸吗？”

鲍勃医生笑了，说：“我可怜的孩子，你终于说话了。你只有臀部和大腿内侧的皮肤是完好的了。我们仔细分析了你的身体状况，臀部部分的皮肤最适合做移植手术。”

日本人毁了我的容，美国人却用我的屁股去当我的脸面。我将活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啊？可你如何跟一个美国人说明白，在中国人心目中，屁股和脸的差别？

但你冷静下来想想，这世上有多少人在用别人的屁股当自己的脸？那些卖国求荣的汉奸自不必说了，国民政府里那些贪官污吏，军队中那些喝兵血吃空饷的军官，社会上那些狗仗人势的流氓地痞，哪个不是不要脸的人？身逢乱世，一张脸算什么？

我与那些人不同的是，我自己的屁股，我自己的脸。这就是我的命。

那个专门做“战场心理辅导”的约翰博士每天要见我两个小时。开初我不搭理他，任他在我面前喋喋不休。他说自己来滇缅战区前是个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他主动报名参军，同时带着自己的研究课题，他希望能为受到战争心理创伤的中国人和美国人服务。说实话我并不了解他的工作，我们中国人要什么心理学？吃饱了饭能平安活着就没有什么心理问题了。不过约翰博士说话倒是有美国人的直截了当，他说：“我不是来治疗你的外伤的，我是来帮你找回快乐的。”

快乐？这些美国人可真能扯。中国人的抗战对来华助战的美国人来说，是一份国际义务、国家责任，更是一次深入东方神秘古国的猎奇和冒险。就像约翰先生，来到中国不过是走出实验室的一次田野考察。他们身在后方医院，又是在偏远古朴的云南，美丽宁静的滇池湖畔，本地土族像印第安人一样淳朴，男人脸上永远是憨厚可掬的笑脸，女人中还可见到裹小脚的老太太，像是另一个世界的孑遗物种。这些都让他们感到好奇和美。而昆明城里的姑娘却跟大上海的女子一样热情开放，更让他们快乐无比。她们中有从沦陷区逃难来的军官眷属、失业白领、富家子女，还有操一口牛津腔的新派大学女生，当然也不会缺少还能弹几曲中国古琴的青楼女子。美军俱乐部里夜夜笙歌，维利斯牌敞篷吉普车进进出出，湖水拍打着堤岸，滇池上空的一轮弯月勾勒出东方情调。他们身在异国他乡，享受的仍然是美国的生活方式，通心粉、火鸡、黄油、巧克力、咖啡、牛肉罐头等都通过驼峰航线从美国运来，美国人在这里没有不感到惬意舒适的。他们中一些生性好动的家伙甚至放弃吉普车，从黄包车夫手中抢过车把来，嘻嘻哈哈地拉着车夫或者穿旗袍的女士在坑洼不平的黄土小道上一路飞跑。这能不让人快乐吗？对于实力强盛的国家来说，战争不过是一场游戏。看到这些快乐的美国人，你不能不感到自己是另一个蛮荒星球上的人。而那些穿着草鞋走向战场、从死亡的边缘捡回一条命来的中国伤兵，他们的快乐就是自己还活着，哪怕已经缺胳膊少腿，或者有一张看着吓人的脸。

约翰博士似乎有足够的耐心，他像个唠叨的老年人，又像个慈祥的父亲——其实他大不了我几岁。他不断地说我是医院里所有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说我在战场上如何如何勇敢，有的军人在战场上被子弹穿了个窟窿，就会像一个被戳破了的充气娃娃；而我浑身破烂不堪，却依然是医院里最有风度气质的军官。说我一定是个贵族子弟，有教养、有礼貌、讲清洁，英文一流，还带着可贵的牛津腔；他们曾经猜测我可能毕业于牛津或剑桥，也可能毕业于西点军校，或者是两种大学的混合体。因为据他们所知，一个中国军官不可能像我这样有学识涵养，而一个投笔从戎的学生哥又不会像我这样有军人气质。还说我在女士们面前彬彬有礼，刚能下床走路身板就挺得笔直，尽管这会扯动伤口，谁都没有听到我叫唤一声；说我的眼神既充满善意又很敏锐，当它不小心落在珍妮小姐微微露出乳沟的胸脯上时，会很自觉地挪开——他怎么知道的？还说我有东方人的善良聪慧，又有西方人的仪态和直率。那一大通赞美，仿佛我是国军中的Model(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