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宗二(第2/5页)

那时的气氛有点像当年西南联大在昆明成为“民主堡垒”的劲头了,到处是集会、游行、辩论、大字报。人们畅所欲言,领导虚怀若谷。报纸、刊物、广播推波助澜,但却是循循善诱、和风细雨的语调,像一个大度的长者,不断鼓励身边的孩子说吧,闹吧,有什么不平、有啥子怨气,甚至有什么苦水,都倾诉出来吧。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知识分子指责随处可见的官僚作风,民主人士批评党群关系不好,抱怨自己有职无权,甚至挑战共产党的权威,说他们是“党天下”,搞宗派主义。这些言论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是要进监狱甚至掉脑袋的。但共产党都洗耳恭听,不急不恼,还颇有气度地承认自己的错误,说这都是人民内部矛盾,是可以改进和化解的。你们继续说,大胆鸣放。你们的批评越尖锐,共产党的整风就越彻底。《云南日报》的一篇社论还说,我们都是一家人,儿子给老子提意见,当家的不会乱打巴掌。

不过,像赵迅这样经历过思想改造运动的人,已经训练出随时都竖起耳朵听风声,睁大眼睛观方向。共产党的整风运动一开始,他从报纸上既读出了共产党的气魄,又读出了它的麻烦。它坦陈要解决执政党和人民群众的矛盾,并把此归结于“人民内部矛盾”,因此要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帮助他们整顿思想、工作作风。国民党就没有这样的气度,它只晓得打打杀杀,搞白色恐怖,甚至连闻一多、李公朴这样的大知识分子都敢杀。

但在一片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祥和气氛中,赵迅还是嗅出了一些不祥的气味,具体是什么他也搞不清楚。那感觉有点像战场上蛰伏在堑壕里等待冲锋的士兵,不知道对方在哪里,火力又如何;又有点像一个小演员在一部大戏里跑龙套,前面看得到的热闹都是铺垫渲染,高潮在哪里出现你却不知道。他把1957年的《人民日报》一张一张地翻回去看,一直翻到1956年12月29日的一篇文章,那上面说毛泽东主席新近提出了要“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而且指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人民内部的某种矛盾,可以逐步转化为对抗性矛盾,成为敌我矛盾之一部分”。文章还举例说,新近发生的波兰、匈牙利反革命事件,就是从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必须采取“断然措施”。

在政治运动中,这人民内部矛盾说“转化”就“转化”了,就像阴晴无定的六月天。当年迎春剧艺社的刘国栋,睡个女演员算人民内部矛盾吧,到现在还没出来呢。赵迅就像侦察兵终于发现了对方的火力点,暗自长嘘了一口气。鸣放最热闹的那些天,有个在《云南日报》当编辑的前文友曾来找他,说你当木匠当得忘记字咋个写了吗?我们都晓得你冤,还不趁现在政府允许人们说话,写篇文章为自己叫叫屈吧。我们报纸鸣放的好文章不多啊。赵迅笑眯眯地回答说,我不冤啊,当木匠很好。

但那时街道居民委员会三天两头组织大家学习,别看一个街道居委会,社会神经的最末梢,但每次政治学习都搞得煞有介事、严肃认真,在家烧锅做饭侍候丈夫孩子的大妈、引车卖浆者流也仿佛高居庙堂,指点江山。尽管来学习的都是街道集体所有制的小头目,木器社的、鞋帽缝纫社的、建筑维修社的、藤篾编织社的、餐饮糕点社的、酱菜社的、铁匠石匠社的、骡马运输社的,清一色的社会底层。居委会大妈对赵迅说,这里面就你有点文化,你也大声武气地吼两嗓子吧(这是她对大鸣大放的形象理解),这可是上面交代的任务。赵迅依然不为所动,总以工作忙,没有什么想说的推辞。那个居委会大妈有个晚上直接跑到赵迅家来,说你不去吼,我们就要落后了。居委会落后了,你也落不到啥好。那时谁都怕落后,落后不是一种表现,而是政治错误。刚好赵迅正在读当天《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继续争鸣,结合整风》,上面还有几幅照片。那个还算识得几个字的大妈抓过报纸瞄了瞄,说,你看看,连纺织厂的女工都在给她们的领导提意见了。

说真心话,赵迅那时对谁都没有意见,也不敢有意见。如果真要参加这场鸣放运动,他还真想为自己的冤屈“吼两嗓子”,他想说我热爱新中国,我拥护共产党,我在旧社会虽然不慎走过弯路,但天理可鉴,我是爱自己的国家民族的。我会写文章会导戏,我的理想并不仅仅是当一个木匠,我还可以为自己的国家做更多的贡献。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应该不计前嫌,宽宏大量,知人善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像他们获取政权前承诺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