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第2/3页）

柏林指挥官冯·哈泽将军遭处决后，在其手下工作多年的海因茨·冯·格斯多夫即被征召加入民团。格斯多夫的妻子玛莉亚一直留在柏林，许多个月都没有他的消息。1945年，她听说他在保卫首都的最后战役中阵亡，终于精神崩溃，自杀身亡。海因茨本人一直活到1955年。

尽管在盟军连番轰炸后，霍斯特曼夫妇位于克尔岑多夫的乡间别墅毁坏严重，但弗雷迪却拒绝拋下他仅剩的收藏品。俄军抵达后，发现他与妻子莱莉躲藏在附近树林之中。即使到那个时候，他仍不愿逃走，最后终于遭到逮捕。他于1947年在民主德国集中营里饿死；莱莉出版的回忆录《只能哭泣》（Nothing for Tears，London, Weidenfeld&Nicolson，1953）成为畅销书，但不久亦在巴西去世。

帕贾斯维奇夫妇于1945年8月与蜜丝分手后，先前往瑞士，然后移居南美洲。格察至今仍然在世。

C. C.冯·普菲尔先成为美军俘虏，后在德国地方政府内任职了几年，接着担任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驻波恩代表将近30年。现在过着半退休的日子，定居波恩。

于1941年向盖世太保告发蜜丝母亲的卡尔—弗里德里希·冯·皮克勒，在志愿从德国陆军调往党卫军后，步步高升，官拜党卫军准将，兼任希姆莱手下的布拉格警察局长。1945年5月，布拉格刚被解放后，他便自杀身亡。

1944年8月31日，苏军占领布加勒斯特，所有德国外交官员及家属立刻遭到扣押。后来妇孺被释放，但必须自己想办法返国，男性则全被遣送到苏联；据说乔赛亚斯·冯·兰曹便死在莫斯科的卢比扬卡监狱中。

战争结束后，法官里克特及其家人迁往威斯特伐利亚，他与妻子创立了一家口译及翻译社，生意兴隆。1949年，他投效格伦中将所主持的单位，该单位后来成为根据德国联邦共和国新宪法成立的新情报组织（B.N.D.）。他于1972年去世。

托尼·绍尔马在“七月密谋”发生后的肃清运动中逃过一死，多亏他的直属指挥官仗义相助，以“搜集进一步证据”为由，设法拖延其军法审判。终于开庭后，大部分罪证已变成间接证据，不足以定罪，又因为他作战负伤有功，仅被卸除军职。他于大战结束前几天，设法从位于西里西亚的家族产业逃往西欧，后来成为美军占领欧洲当局的雇员，担任卡车司机。不久他便拥有自己的卡车，然后数量慢慢增加，最后成立自己的卡车运输公司。现在他与家人住在巴伐利亚的一片农场上。

冯·德·舒伦堡大使从未积极参与过反纳粹活动。然而随着德国对苏战况每况愈下，他志愿替纳粹政府与斯大林居中调停。蜜丝在日记中记载，1944年7月他受召进入希特勒的司令部，大概就是为了这个原因。但他同时亦通过冯·哈塞尔大使与一些密谋者接触，那批人未经过他的同意，径自将他与哈塞尔列入未来外交部长的人选。名单被发现后，他遭到逮捕，被关入莱特街监狱长达数月，终于在1944年10月4日被带到“人民法庭”上，和戈特弗里德·俾斯麦一起接受弗赖斯勒法官的审判。但他不如后者幸运，被判死刑，于11月10日问吊。

罗玛莉·舍恩贝格是另一名经过“七月密谋”奇迹般活下来的幸存者。1944年，她仓促离开柏林后，便躲在萨克森的家族产业中，直到苏军兵临城下，才被迫逃往西方。一旦战争结束，她很快便在美军反情报机构内找到工作，不久嫁给一名美国军官，并定居美国一段时间。晚年她热衷于环保工作，一如早期她献身于反抗纳粹主义，狂热投入。她于1986年7月在维也纳过世。

纵然犯罪记录累累，党卫军准将西克斯却也因为不同的理由，成为另一种幸存者。大战刚结束，他便与恶名昭彰的巴比及其他许多前党卫军，一同被美军反情报机构“吸收”；但他过去的行迹很快败露，于1946年春天遭到逮捕，因策划集体谋杀行动的罪名接受审判。他一再申辩自己“只是一位科学家，从来没做过警察”，却仍在1948年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但他显然有后台撑腰，1951年法庭将他的刑期减半，1952年，便获大赦出狱。很快地，他又被格伦将军主持的联邦德国情报单位“吸收”，同事中有很多是他在党卫军及盖世太保时代的旧同事；这一批人都因不同的理由，接受格伦的保护，成为所谓的“专家”。西克斯的“专长”为吸收特定的苏联前战俘及难民，组成间谍小组，渗透苏联；同时他还担任大财团曼内斯曼公司的子公司保时捷机油公司的公关经理，作为掩护。艾希曼于1962年在耶路撒冷受审时，曾描述西克斯从自诩为“知识分子”堕落成一名集体谋杀犯，战后又东山再起，俨然成为美国及德国政府两边吃香的机密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