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7月至12月（第6/20页）

我们讨论目前的大势，以及最近开始的动员手段。当局似乎刻意挑选出仍在外交部任职的异议人士，想全部换上自己人，绝大多数是党卫军，像我们那位施塔勒克先生。但除非你志愿到前线作战，否则不准任何人辞职。这个做法当然使得目前正在进行中的秘密活动更加复杂。据说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从来不离开他靠近萨尔斯堡、在弗斯尔的巢穴。最近他和副国务秘书卢瑟——另一名走狗——起内讧。当然，他们从来不会当我的面讨论这些事，但我猜得出一个大概。总而言之，现在外交部没有一个真正在做事的领导人。如果外人知道外交部其实只是一部上了很多润滑油的官僚机器，实际上毫无效率可言，一定会大感震惊。我们这一小群密谋者便是明证。

晚上我去汉斯·弗洛托家吃晚餐，然后四个人骑两辆没开车灯的自行车到波茨坦车站——好像在表演特技！

汉斯—格奥尔格·冯·施图德尼茨出版的日记对这一天的回忆如下：“汉斯·弗洛托举行一个小型晚宴，参加的人包括蜜丝·瓦西里奇科夫、罗玛莉·舍恩贝格、阿加·菲尔斯滕贝格及贝恩德·穆姆[21]等。大家从头到尾都在谈论空袭；让我想起受迫害的基督徒在罗马地下墓窖里的集会！”（摘录自《柏林燃烧时：1943—1945年日记》[While Berlin Burns.Diaries 1943—5，London：Weidenfeld&Nicolson，1963]）

9月8日，星期三

再次骑自行车进柏林，我回家拿那顶罗斯·瓦卢瓦设计的帽子——很大的绿色宽边帽、黑丝带——是别人从巴黎寄给塔蒂阿娜的。下班后，戈特弗里德·俾斯麦送我和罗玛莉·舍恩贝格到斯卡皮尼家。晚餐吃到一半，一位秘书冲进来报告意大利已投降，我们立刻告辞，冲回去警告戈特弗里德的哥哥奥托。他刚从罗马回来（他一直在那儿的德国大使馆担任大使顾问），正和海尔多夫及戈特弗里德在侯切尔餐厅用餐，对这条大新闻浑然不知。他们在一个小房间里用餐，罗玛莉和我冲了进去，他们听到这个消息后都惊愕地说不出话来。斯卡皮尼也吓呆了；他来柏林担任代理法国大使，与当局协商用“志愿”劳工交换法国战俘的问题。他看起来很可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瞎了眼睛，现在身边总带着一位阿拉伯仆人当他的眼睛，向他描述周围发生的一切。

9月9日，星期四

进城时我带着报纸，坐在我对面的男士第一次看到意大利投降的新闻，脸上的表情非常有意思。尽管做出了这么多牺牲，意大利竟然这么虎头蛇尾！

9月10日，星期五

艾伯特·埃尔茨和阿加·菲尔斯滕贝格赶在下班前来办公室，我们再赶去意大利大使馆，希望能趁着战争尚未结束、通讯尚未完全被切断前，找到一个即将返回罗马的人，替我带一封信给伊连娜。她一定担心死了。

结果发现使馆周围人潮汹涌，所有的意大利外侨全坐在自己的皮箱上，好多车子和救护车也等在那里。艾伯特说使馆可能会先替他们找个藏身处，再送他们去车站。我终于逮住奥兰多·科拉尔托，他答应传口信给伊连娜，却拒绝替我带任何文件。

然后我赶回波茨坦，带着一块昂贵的小地毯和艾伯特；他虽然在德国空军服役，却对盟军飞机充满敬意，不愿在城里过夜。晚上希特勒就意大利人的“暗算”发表了好一通恶骂。

9月11日，星期六

德军占领了罗马，且让我们祈祷盟军别因此开始轰炸该城。

今天晚上罗玛莉·舍恩贝格邀请海尔多夫来晚餐及讨论政治。艾伯特·埃尔茨对后者的想法也很感兴趣。因为海尔多夫的名声并不好（他一直是纳粹党员，又是褐衫军中将，如今参与密谋活动，令许多不妥协立场较坚定的同道心存怀疑）。罗玛莉和艾伯特分别都在洗澡的时候，阿加·菲尔斯滕贝格突然不请自来。她是出了名的大嘴巴，所以我们全躲了起来，假装不在家。等她走后，我去找人，发现他们俩瑟缩在地窖里，身上只围着大毛巾！可惜费这么大工夫准备全是徒劳，因为海尔多夫来了以后，从头到尾只以单音节答话。艾伯特努力试探，他却严密防守；我睡着了。

9月12日，星期日

今晚收音机突然播放法西斯意大利的国歌《青年之歌》，接着宣布德国伞兵已将墨索里尼从阿布鲁齐山中的大萨索山牢狱里搭救出来，正在前往柏林途中。我们都惊呆了。

党卫军伞兵在斯科尔兹内中校的领导下，发动了一次大胆的突袭行动，驾滑翔机降落在大萨索山牢狱的屋顶上，救出墨索里尼，然后带着他飞回德国。墨索里尼召集残余分子在意大利北部设立新法西斯政府“意大利社会共和国”，首都设在萨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