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7月至12月（第2/20页）

在战时的德国，任何人遭到这样的指控，通常都会被关进集中营。兰曹告诉我母亲无论如何不可企图离开德国；最明智的做法，是让她暂时消失一段时间，譬如去柯尼希斯瓦特和塔蒂阿娜住。可同时，她又着手组织对苏联战俘进行支援，吸引更多人的注意。

母亲一向坚决反共——她的两个兄弟都在大革命早期丧命。这个立场她坚持了20年，甚至本着“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的原则，赞同希特勒。1941年，她为了参加塔蒂阿娜的婚礼来到柏林时，仍然相信德军入侵俄国将造成俄国民众群起反抗共产体制；待重新建立俄国国民政府之后，再来对付德国人不迟。因为她从未在纳粹统治下住过德国，想说服她希特勒跟斯大林一样是恶魔，并不容易。塔蒂阿娜和我已在德国住了一段时间，目睹希特勒和斯大林为了毁灭波兰如何狼狈为奸，又握有德国人在波兰种种暴行的第一手资料，因此，我俩并不抱存任何幻想。

随着德军在俄国占领区内，种种残忍又愚蠢的政策被公诸世人，以及俄国境内及各地战俘营内受害人数不断增加，母亲对祖国的爱，加上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护士所产生、现在又再度复发的“恐德症”，终于取代了她早期的反苏维埃情结，她觉得自己有责任减轻同胞的痛苦，而且首先应从俄国战俘开始。

她不仅开始与许多在德军司令部里的老友联络，亦通过红十字会驻柏林代表马蒂博士，与日内瓦国际总部接上线。但苏维埃政府与革命之前的俄国政府做法不同，竟拒绝国际红十字会的协助，意味着俄国战俘在祖国政府的眼中，和叛国者并无不同，只能自生自灭，大部分人的下场是饿死——除非得到其他方面的援助。

母亲于是联络她的阿姨，也就是我的教母，在纽约托尔斯泰基金会工作的苏菲·帕宁伯爵夫人。在她牵线之下，两位世界闻名的俄裔飞机制造商，西科斯基与舍维尔斯基，以及北美暨南美洲俄国东正教教会相继介入。他们很快成立了一个特殊的救援机构，凑足几艘货轮的食物、毛毯、衣服及医疗用品等。此时美国已参战，因此这批物资都必须向中立国阿根廷购买。当这批货轮正打算启程，长途穿越到处都有德国潜水艇埋伏的大西洋时，整个计划却几乎流产：捐赠人提出一个条件，要求救援物资必须在国际红十字会的监督下在俘虏营内配发。德国军方已经同意，但最后需经希特勒亲自批准。

母亲去见陆军总部的一位上校，他带她走到隔壁的蒂尔加滕公园，避开监视的耳目，开口说：“我感到很羞愧，但元首说：‘不！绝不！’母亲答道：‘好，那我就写信给曼纳海姆陆军元帅，他绝不会说‘不！’”母亲说到做到。当时统帅芬兰陆军的曼纳海姆男爵，在1918年曾自红军手中解放芬兰，他亦是前俄国近卫军军官，和我们家是世交。由于他的影响力，芬兰军队（不像他们的德国战友）对苏联作战期间表现一直规矩正派，对待战俘亦完全遵守日内瓦协议的规定，因此他们的战俘大多生还。母亲很快接到曼纳海姆的回复，救援船只如期抵达瑞典，物资亦在国际红十字会的监督下，在芬兰的各战俘营内迅速发放。

8月1日，星期日

汉堡的命运令柏林居民焦虑。昨晚盟军飞机投下大批传单，呼吁柏林城内的老弱妇孺立刻离城；他们在轰炸汉堡之前也这么做过。看来情况不妙，柏林很可能是下一个目标。

昨天我上夜班。搭的车在波茨坦堵塞了一下午，终于在晚上11点抵达办公室，正打算离开的同事神情严肃地过来跟我道别，因为他们听说今晚会有空袭。结果，我在沙发上一觉睡到早上9点，回家后先洗个澡，再吃早餐。明天我将搬去波茨坦俾斯麦夫妇的住处，晚上不再住在城里。

8月2日，星期一

政府在每家外面贴了告示，命令所有未参与防御工作的妇孺立即撤离。车站里因此挤得水泄不通，一片混乱，因为很多汉堡人也必须经过柏林往别的地方去。还听说政府办公室都将迁出柏林，我们也接到打包的命令，不过我并不很在意。母亲现在晚上都去旺达·布吕歇尔的家住，而且也终于同意尽早搬去和塔蒂阿娜住。

与冯·哈塞尔大使午餐，他跟我讲了很多有关墨索里尼的趣事（他们俩很熟）。他现在已退休，常写些讨论经济学的文章，不断寄给我看。但我必须承认我看不太懂。

稍晚我拖了一个大皮箱到波茨坦，很早便上床，因为实在太累。可惜戈特弗里德·俾斯麦带着罗玛莉·舍恩贝格和海尔多夫伯爵——他是柏林的警察局局长——回家，我的睡眠只好往后延。海尔多夫伯爵经常来波茨坦，他们长谈到深夜，一副非常神秘的样子，不过也已搬来波茨坦住的罗玛莉会随时告诉我我称之为“密谋”的进展。罗玛莉非常狂热，总想把各形各色的异议人士撮合在一起，经常表现得任性又鲁莽；戈特弗里德却永远守口如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