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第3/5页）

斯巴达拒绝雅典的和谈建议，说明了阿希达穆斯二世及与他持有相同政见的人在斯巴达同胞当中没有取得任何进展。雅典人拒绝出城应战以保护自己的家园和庄稼，这让大多数斯巴达人愈发坚信，雅典人都是懦夫，只要斯巴达继续施加压力，雅典人迟早会屈服。雅典人对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进攻没有造成严重损害，但非常烦人，令伯罗奔尼撒人更加愤怒。雅典的瘟疫是新的鼓励因素，因为它令雅典衰弱，轻松的胜利似乎很快就会降临到斯巴达人那边。

但斯巴达的主战派严重误判了形势，尽管瘟疫削弱了雅典人，却没有摧毁他们继续战斗的能力。若对当前局势做更理智的分析，斯巴达人就会发现，他们在一场漫长战争中的胜算也不大。雅典人从瘟疫中恢复之后，在舰队和城墙的保护下仍然是坚不可摧的，而且斯巴达人还没有想出战胜对方的办法。更温和的办法或许是，劝说雅典人解除墨伽拉禁运、放弃克基拉岛，或甚至交出埃吉那岛和波提狄亚。这至少能够分裂雅典民意，但由于大多数斯巴达人相信敌人已经走投无路，所以他们提出了敌人哪怕在最绝望的情况下也不可能接受的苛刻条件。

与此同时，在雅典，伯里克利的政敌们对其进行了集中攻击，直到他最后不得不为自己和自己的政策辩护。在民主制国家里，他这样的领导人是罕见的：他在奉行有争议甚至不得民心的政策的同时，仍然对人民坦诚相待。伯里克利始终直言不讳，让那些恼怒的听众无法反驳，因为他们不能说伯里克利没有告诉他们实情，也不能说伯里克利欺骗他们。他非常明确地表示，责任既是他的，也是大家的。他对雅典人说：“你们当初觉得，我拥有必要的领导能力，至少我的领导能力比其他人要强一些，所以被我说服，投入了这场战争。那么，你们现在就不应当责怪我做得不对。”（2.60.7）

在这次演讲中，他提出了一个新论据，主张坚持原战略。他赞颂了雅典帝国和海军力量的伟大和强盛。海军是帝国的基石，使它能够主宰整个海洋。他认为，与这相比，损失一些土地和房屋根本不值一提，它们“不过是伟大财富的小小点缀罢了。若雅典能够保全自由，就能轻易地重新得到这些东西。但如果雅典丧失了自由，其他东西就会全都丢掉”（2.62.3）。

尽管他之前劝雅典人不要扩张帝国，但在此次演讲中，他似乎在鼓励扩张主义。我们必须认识到，他此时的演讲是为了应对新形势：之前攻击他的那些人，比如克里昂，想要的是更积极地作战；而如今攻击他的人是那些根本不想再打下去的人，所以他需要新的侧重点。他指出，雅典人拥有独特的力量，所以他们不必担心输掉战争，他们只需要担心缔结的和约对自己不利，以及担心失去自己的帝国。雅典人抓住了一只老虎的尾巴：“到目前为止，你们控制的帝国是对他人的暴政，拥有这个帝国似乎是不道德的，但如果放弃它，肯定会很危险，”因为“之前被你们统治的那些人将仇恨你们”（2.63.1-2）。

伯里克利的这一席话表明，反对派再次拿出了这样的论点：雅典的帝国主义和这场战争是不道德的。伯里克利没有反驳“帝国主义本身是不道德的”，而是用这个观点作为武器，捍卫自己的政策。他指出，考虑道德与否的时间早已过去了，现在是生死存亡的问题。他呼吁雅典人不要将自己的眼光仅局限于当下的磨难，而要眺望未来：

当世的光辉和未来的荣耀会永垂青史。你们可以预知，你们将拥有高尚的未来和心安理得的当下，你们会用现今的热情来获得这两样东西，所以请不要派遣信使到斯巴达人那里，不要让他们知道，你们在为当今的磨难而痛苦。（2.64.6）

伯里克利被定罪

尽管伯里克利赢得了关于政策的辩论，雅典人没有再派使者去斯巴达，但他的政敌并没有善罢甘休。他们没有办法在政坛击败他，于是转向法庭。雅典政治家攻击某人及其政策的手段常常是指控他贪腐。伯里克利的政治生涯就是从指控客蒙开始的。大约在前430年9月，在确认现任行政长官的常规投票表决会议上，伯里克利遭到罢免，并被送上法庭，罪名是侵吞公款。

主和派的力量不足，单靠他们自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但当时的局势对他们有利。与斯巴达谈判失败后，哈格农及其残余军队（他们攻打波提狄亚的努力失败了）撤回了雅典。他们的失败促使修昔底德所说的普遍不良状况的出现：雅典人“为自己的苦难而伤心，平民百姓原先的生活条件就不好，如今连那一点点基本的条件都丧失了；富人失去了乡村里的美丽庄园、房屋以及贵重的家具陈设，但最糟糕的是，战争还在继续，和平还没有降临”（2.6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