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第2/5页）

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中，雅典人将刚刚从伯罗奔尼撒半岛返回的部队派去执行一次新的远征，由伯里克利的盟友哈格农和克里奥滂浦斯指挥，目标是粉碎波提狄亚的抵抗，并镇压哈尔基季基半岛的叛乱。波提狄亚仍然负隅顽抗，而原先在波提狄亚的雅典军队不曾受到瘟疫影响，如今却被前来增援的哈格农部队传染了。40天后，哈格农率领残余部队回到雅典，他原先的4000人中已经损失了1050人。

两面受敌的伯里克利之所以决定让哈格农和克里奥滂浦斯出征，主要是因为受到了雅典政治的压力。我们用来描绘希腊城邦政治群体的任何标签都只是为了方便研究，这些群体与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差别很大。雅典的政治群体瞬息万变，往往是围绕着一个人，有时是围绕一件事情，偶尔两者兼有，基本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党内纪律。虽然这些群体的延续性很有限，但在十年战争的最初岁月里，雅典民意似乎主要分为三派：希望立即与斯巴达议和的派系，我们称其为主和派；决心积极对外作战、为了在战场上打败（而非慢慢拖垮）斯巴达而甘冒风险的人，我们可以称之为主战派；愿意支持伯里克利政策，即避免正面交锋、企图拖垮斯巴达人并根据战前局势通过谈判得到和平的人，我们称之为中间派。自斯巴达第一次入侵以来就占上风的主和派再次要求与敌人媾和。主战派指出，阿提卡受到了极大伤害，而对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进攻没有取得多少效果。波提狄亚围城战仍然占用了很大比例的军费预算，这场战争不可能以现在的开支水平维持下去。雅典需要一场大胜利来节约军费、鼓舞士气。而事实上，雅典遭受了痛苦的失败。

伯里克利遭到猛烈攻击

前430年夏末，瘟疫还在肆虐，雅典人转而反对他们的领导人。他们从未经历过如此严重的瘟疫，它对城市的沉重打击此时已经大大削弱了伯里克利的地位，人们对其战略的信心动摇了，责怪他的顽固导致了这场战争。人们不愿意将战争继续下去。

在民意的转变中，传统宗教也起了重要作用。希腊人一直相信，瘟疫是诸神为了惩罚激怒他们的人类而降下的灾难。最著名的例子是荷马的《伊利亚特》开篇的那场瘟疫，阿伽门农侮辱了阿波罗的祭司，于是阿波罗降下瘟疫惩罚他。希腊人往往认为，瘟疫的起因是人们忽略了神谕或者宗教上的玷污行为。瘟疫降临雅典的时候，年纪较长的人回忆起了过去的一条神谕，它预言“将会发生一场多利亚人的战争，并将暴发瘟疫”。这其实是对伯里克利的指责，因为他最坚决地主张以战争反对多利亚人（伯罗奔尼撒人），并且人们都知道，他相信理智，喜欢结交对宗教持怀疑态度的人。虔诚的人们指出，在雅典大开杀戒的瘟疫不曾传播到伯罗奔尼撒半岛。

其他人则指责伯里克利是造成战争的罪魁祸首，并且雅典人原本是散居于阿提卡各地的，若不是伯里克利的战略将大量人口聚集在城内，疫情也不会这么严重。普鲁塔克向我们解释，伯里克利的政敌们说服了人们，是挤在城内的农村难民造成了瘟疫：“他们说，这一切都是伯里克利的责任；由于战争，他将农村的大批暴民迁往城市，并且让这么多人无所事事。”（Pericles.34.3-4）斯巴达人撤军和伯里克利率领的雅典远征军从伯罗奔尼撒半岛返回后，伯里克利已经无法阻止公开辩论，因为必须召开公民大会，以便投票决定远征波提狄亚的军费开支和指挥官人选。这支远征军及其将军的离去使伯里克利丧失了更多政治上的支持。我们可以肯定，在远征军及其将军不在雅典期间，政敌们对伯里克利的攻击终于取得了成功。

和谈

雅典公民大会不顾伯里克利的意愿和建议，投票决定派遣使者去斯巴达议和。这个决定比该时期的任何事件都更有力地驳斥了修昔底德的说法——“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只有民主之名，而无民主之实，或者正在变成首席公民的独裁统治。”弄清雅典与斯巴达的这些谈判的性质对于理解后来的战争进程非常关键，但古代作家对雅典人提出了什么样的和平条件、斯巴达人又如何答复，都缄默不语，所以我们必须尽可能地复原这些谈判。

斯巴达人可能重申了他们在战前向雅典人提出的建议：撤离波提狄亚，恢复埃吉那岛的自治权，并撤销对墨伽拉的禁运。前430年的局势对斯巴达有利，所以他们或许还增加了最后一个使团提出的条件：恢复希腊各邦的自治权，这意味着瓦解雅典帝国。

这些条件是不可接受的，会让雅典在敌人面前束手无策；而斯巴达坚持这些条件，就等同于拒绝雅典的议和请求。谈判的结果恰恰证明了伯里克利的判断：雅典人要想获得令人满意的和平，唯一的办法就是让斯巴达人确信，雅典既不会投降，也不会被打败。但雅典的主和派仍然将伯里克利视为和平的主要障碍，他们决心让他出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