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第3/6页）

但事实上，雅典的实力在签订和约与西波塔战役之间的十几年里并没有增长，而且雅典的外交政策也不是侵略性的。即便是科林斯人，也早在前440年就承认这一点。雅典实力唯一的增长是前433年与克基拉的结盟，而且这次结盟也是为了对付科林斯的行动，况且科林斯是不顾斯巴达的反对而悍然行动的。证据很明显，雅典人在此事件中的表现并非心甘情愿，而且是防御性的，目标仅仅是阻止科林斯人极大地改变国际力量平衡。

但在危机中，人们会因为害怕未来的威胁而受到影响。斯巴达人也是这样，他们看到“雅典人的力量开始彰显出来，并影响斯巴达的盟邦”，大为震惊。“然后这种局势变得难以忍受了，斯巴达人决定必须尽其所能，无比坚定地消灭雅典人的力量，打响这场战争。”（1.118.2）修昔底德解释战争起因的上述三个版本全都支持他对主宰国际关系的根本动机——恐惧、荣耀和利益——的分析。斯巴达人最深层次的利益要求他们维护伯罗奔尼撒联盟的完整，以及他们对联盟的领导权。他们担心，雅典人的实力和影响越来越强，会继续骚扰斯巴达的盟邦，最终导致这些盟邦放弃斯巴达联盟、开始全力自卫，于是联盟就瓦解了，斯巴达的霸权也就垮台了。斯巴达人的荣耀和自我认识不仅取决于盟邦对其领导地位的认可，还依赖于他们独特政体的维持，而这个政体的安全则依靠上述因素，即恐惧、荣耀和利益。斯巴达人创建联盟就是为了保护自己，因此，为了维护这个同盟，他们愿意冒战争的巨大风险。要这么做，就意味着维护盟邦的利益，即便这些利益威胁到斯巴达人自己的安全。这并非历史上最后一次出现这种局面：一个联盟的领袖被势力较小的盟邦牵制，不得不去采纳自己原本不会采纳的政策。

根据公民大会的决定，斯巴达监察官要求召开斯巴达联盟会议，对战争问题做正式投票。直到8月，各盟邦才聚集起来，而且也不是全都来开会了；我们估计那些没有前来开会的盟邦并不赞成此次会议的目标。在到会的盟邦中，大多数（但不是绝对多数，这与修昔底德记载的斯巴达公民大会上的情况不同）盟邦支持战争。因此，不是所有盟邦都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不是所有人都相信这场战争师出有名，不是所有人都认为这场战争会很轻松或者必胜无疑，也不是所有人都认为这场战争是必须的。

斯巴达人及其盟邦完全可以立刻发动入侵，在向波提狄亚人许诺仅仅几个月后就兑现诺言。这样的入侵准备起来很简单，只需要几周时间，而且9月和10月的天气也有利于作战；如果雅典人不肯迎战，也可以破坏他们的财产。虽然雅典的粮食早已收割完毕，但还有足够时间去破坏雅典城墙外的葡萄园、橄榄园和农庄。如果雅典人像斯巴达人预计的那样渴望交战，那么在9月入侵阿提卡就是非常有诱惑力的计划。

但是，斯巴达人及其盟邦在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没有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在此期间，斯巴达人派了三个使团去雅典，其中至少有一个确实致力于避免战争。过了很久之后，武装冲突才正式爆发，而且斯巴达人继续努力进行谈判，这说明在辩论的激情消退之后，阿希达穆斯二世谨慎而冷静的论点产生了效果，斯巴达人的情绪恢复为惯常的保守。或许还有机会避免战争。

雅典选择战争

斯巴达的第一个使团可能于8月底抵达雅典。他们要求雅典人“祛除女神的诅咒”，这指的是两个世纪前伯里克利母系家族一位成员犯下的渎神罪行。人们普遍将伯里克利与其母亲的家族联系起来。斯巴达人希望世人会因此事责怪伯里克利，认为是他给雅典带来了麻烦，借此打击伯里克利的公信力，因为“作为那个时代最强有力的人和国家领袖，他事事反对斯巴达人，不允许雅典人妥协，并不断驱使他们奔向战争”（1.126.3）。伯里克利的确始终反对在没有仲裁的情况下向外国妥协；在斯巴达人及其盟邦投票决定参战后，伯里克利拒绝继续与其进行谈判，认为这只不过是打击雅典人决心的策略而已。

伯里克利炮制了雅典人的回应，要求斯巴达人为不是一桩，而是两桩宗教罪行赎罪、驱逐责任人。第一桩渎神罪行是，斯巴达人曾杀害躲避在神庙中的黑劳士。这是为了让大家注意到，斯巴达人尽管打着“为希腊人的自由而战”的旗号，但实际上在自己的国土上残暴地统治着数量极多的希腊人。第二桩渎神罪行是，曾有一位斯巴达国王对自己的希腊同胞施以暴政，最后叛变，投奔了波斯人。

斯巴达人还派遣了其他使团，提出了形形色色的要求，但最后执着于一个要求——“他们公开地、非常明确地宣布，如果雅典人撤销对墨伽拉的禁运，就不会有战争。”（1.139.1）这与斯巴达之前的激进立场相比，是很大的让步，显然说明在投票决定参战之后，斯巴达的政治气候发生了变化。普鲁塔克说，阿希达穆斯二世“努力以和平手段解决盟邦的投诉，平息他们的怒气”（Pericles 29.5），但国王和他的政敌都不能牢牢掌握斯巴达的局势。阿希达穆斯二世的力量显然足够强大，能够继续与雅典谈判，但他的政敌也能持续地要求雅典在不经过仲裁的情况下做出让步。因此，国王和他的政敌达成的妥协是，仍然拒绝接受仲裁，但将对雅典的要求减少到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