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纳粹主义与共产主义

随着英美联军和苏联红军逐渐逼近，德国开始陷入包围。这时，纳粹党越来越频繁地宣称他们是在为“新欧洲”而战斗。纳粹德国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Josef Goebbels）出版了一份同名的杂志，里面的标题（和文章）看上去都非常老套，比如《欧洲在为统一而战斗》、《青年是欧洲未来的保证》和《欧洲经济的统一》。再如《新欧洲：战胜寻衅的盎格鲁–撒克逊人》，这个标题倒还有一些新意。尤其在1942年之后，随着盟军对德国城市的轰炸，以及德军在东线的败退，这样的论调开始得到更加广泛的宣扬，法国的高级官员也不时卷入其中。

在法军战败的警醒下，法国维希政府开始着手制订国家复兴计划。维希政府的一些部长是工商业资本家，他们景仰德国的冷酷和高效，迫不及待地希望与德国一起合作，让法国重振雄风。盟军攻入法国后，这些资本家开始四散奔逃。他们逃到了德国西南部的锡格马林根城堡。在那里，一群脑满肠肥的胖子为了争抢能够看得到风景的房间而吵吵嚷嚷（黑色幽默大师、小说家路易–斐迪南·塞利纳[231]记述了这一段历史，他也是贝当元帅的医生）。在1943年，这些资本家与他们的德国主子一起讨论了法德两国的经济合作，然而结果却非常糟糕。德国的占领区和卫星国本应启动战时经济，以便追上美国和英国的战时工业产量。然而，法国在1940到1944年只生产了2 500架飞机，其中绝大部分还是教练机。只有比利时和捷克创造了高于战前的工业产值（公平地说，这两个国家也没有受到盟军的轰炸）。

德国当局想尽办法剥削所占领国家的经济，相互间的汇率极不公平。他们低价抢购他们所能买到的所有东西，比如德国元帅戈林就从巴黎的犹太画商手里低价购买了大量的画作。在巴黎，民众只能使用拼装的自行车出行，他们的体重也降低了1/3（部分原因是法国城市与农民之间的恶劣关系）。从1944年年底到1945年年初，荷兰发生了严重的饥荒，民众只能用郁金香的球状茎充饥。而直到战争即将结束，苏联军队已经打到默德灵近郊的时候，维也纳的粮食供应仍然维持在相当高的水平。在以农业为主、鲜有大型城市的斯洛伐克，那里的粮食甚至十分充裕。德国占领当局无法以合理的方式来运用西欧的经济力量，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只不过是残暴的蠢货。法国的工业需要德国的煤和机器才能运转，德国负责军需生产的阿尔贝特·施佩尔理解法国的需求，并同法国人签订了友好的合作协议。但是，正当机器从德国运往法国的时候，德国负责战时劳工事务的弗里茨·绍克尔[232]却逼迫几十万法国工人到德国，他们将同其他外国劳工一起备受折磨，同时只能领取可怜的薪水（战后，参与剥削外国劳工的一些工商业资本家遭到了审判）。确实，随着盟军的轰炸，德国人的军工制造流程开始变得更加合理。没有受过训练的乌克兰妇女开始在流水线上重复单一的操作，直到飞机和大炮从生产线的另一端被制造出来。但是在此之前，德国的工业生产是另一番景象。熟练的技术工人组成不同的小组，小组之间相互竞争，生产出的飞机具有极高的质量水准。德国工人对工作的投入程度是出了名的，而且直到战争邻近终结，工人的学徒期仍然长达4年。在这4年里，每名学徒都要掌握4种不同类型的操作技能。这样的精确程度严重地制约了工业的产量。此外，德国在生产投入上也犯了不少严重的错误。1938年，德国开始在奥地利修建3个大型航空发动机工厂，但是，由于进度严重滞后，它们直到1943年才投入生产。而且不久后，它们就在盟军的轰炸下成为了废墟。从整体上看，德国在军需物资的生产上只相当于英国这一个国家，而且在一段时期里，德国在飞机制造方面甚至远远落后于英国。后来，施佩尔确实大幅度地提高了德国的生产效率，但是，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可靠性为代价的。比如，在1944年，德国海军造船厂终于制造出了一种潜艇的原型机。这种潜艇能够长时间保持潜水状态，并且在敌方毫无察觉的情况下为电池充电。但是，这艘潜艇在但泽的首次亮相却闹了笑话，由于焊接不严，潜艇直接沉了底，德国人只能在夜里把它重新拖上码头。1944年，德国的飞机产量确实可观，但是德军极其缺乏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导致飞机飞不了多久就会被盟军打下来。在战争的最后一年里，德国空军的飞行员几乎都是刚刚从飞行训练学校毕业的新手，要不了一个月就会被打下来。对比这种情况，德国在1943年的生产能力还算能够满足战争的需要。这时的德国生产出了重型坦克，只是数量很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