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几个相关问题（第2/7页）

毫无疑问，修昔底德是一位忠诚的爱国者，他热爱的是雅典城邦，是雅典的公民集体。因此，凡是对雅典人有利的他都衷心拥护，凡是不利于雅典人的他都极力反对。修昔底德就是站在这样的阶级立场上，对于大权在握、左右政局的伯里克利赞赏有加，对于伯氏死后雅典政坛争权夺利、群龙无首的局面忧心忡忡；因为他明白，伯里克利就是雅典人统治异邦人的领袖，伯里克利的内外政策是以为雅典人谋福利为根本出发点的，而雅典人的团结是他们分享现有成果的保障。同时，他对于民主制的某些弊端提出尖锐的批评，而对于统治阶级内部所达成的和解则深表赞同和支持。他在评述公元前411年 “四百人”政府被政变者取代这一历史事件时，写道：“在这种新宪法实施的初期，雅典人似乎有了一个未曾有过的最好的政府，至少在我的时代是这样的。因为它使得少数的上层阶级和多数的下层阶级之间的斗争得到适当的和解，这种和解首先使国家在历经劫难之后，能够重新振作起来。”（VIII. 97）可见，一方面，他认识到这场战争事关雅典人的荣辱和命运，按他对人性的理解，战争的爆发就是一场“悲剧”上演的开始，悲剧的主角自然是雅典人；另一方面，他又竭尽所能为雅典的内外政策做辩解。他在著作中援引和编写大量演说词的做法，恐怕不宜简单地归之于时代风尚的影响。

自古典时代起，修昔底德即被看成客观历史学的楷模。他对历史记载的客观性与真实性孜孜不倦的追求，被视为历史学家的表率。19世纪以来，西方历史学者一直推崇其如实直书的“客观主义”精神，有学者说他“从不党同伐异；如果不是他自己经常提及‘雅典人修昔底德’的话，天真的读者有时会弄不清他是哪国人士”。[54]的确，修昔底德以其特有的冷静的史笔，寓褒贬于叙事，但他不可能是一位超时代、超阶级的客观主义者。修昔底德在很多场合是通过历史人物的对话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的。如战争爆发前雅典人在斯巴达的发言（I. 73—78），伯里克利的葬礼演说，关于米提列涅人的命运的辩论（III. 37—48），雅典人与米洛斯人的对话（V. 85—113），等等。贯穿于这些演说词的一个中心思想是：雅典人是足够强大的，是有资格统驭臣属诸邦的，而弱者屈从于强者是天经地义的。[55]而修昔底德在追述雅典帝国形成时，竟然认为雅典人逐个剥夺原提洛同盟诸邦的主权，也是由于“同盟者自己的过失”（I. 98—99）。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奴隶主阶级的强盗逻辑。

大概也正是由于同样的原因，虽然修昔底德深知经济因素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却似乎有意忽略了有损于雅典人“形象”的某些重要史实。例如公元前454/前453年，雅典人把原提洛同盟金库移至雅典，实际上是直接侵吞同盟诸邦的巨额公共基金（约8000塔连特）。而这恰恰是伯里克利时代雅典人大兴土木和军事扩张的主要财源，在当时也几乎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公元前427/前426年，雅典人为了筹集军费，大大提高了属国贡金数额，由战前年均600塔连特增至将近1460塔连特，这在面向公众上演的戏剧中亦有所提及，说明是普通公民都熟知的事情。[56]作为国家最高军政首脑之一的修昔底德，绝不可能对此一无所知。另外，雅典和斯巴达在战争期间为了击败对手，都力争联合更多的力量。希腊人的世仇波斯人，隔岸观火，虎视眈眈，由于财力雄厚而成为双方争取的对象。然而，修氏在记载斯巴达与波斯结盟的具体史实时着墨甚多，而在谈及雅典与波斯勾结的情况时则闪烁其词，有意回避。[57]

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奴隶制时代的争霸战争，对于双方来说都是非正义的。但是，修昔底德在战争起点叙述中所透露出的倾向性，说明他明显在为雅典开脱和辩护。修氏以公元前431年3月底比斯入侵雅典同盟者普拉提亚作为战争的起点，似乎拉栖代梦及其同盟者率先破坏“三十年和约”而打响“第一枪”。殊不知雅典人早在公元前433年夏末就已经出兵协助科基拉人作战，并且在一场希腊人之间空前规模的海战（参战战舰总数达260艘）中直接进攻科林斯的舰队。尽管修氏一再强调这种行为是出于自身安全或利益的考虑，并说雅典人在交战中情急之下不得不采取行动（I. 48—49）。同样，修氏对于与双方开战密切相关的“安特摩克利托斯”事件和“麦加拉法令”应该了然于心，但他却三缄其口。此事发生在公元前432年夏或之前的某个时间，是这场大战开战的标志。这就是说，站在拉栖代梦的角度来看，这场大战在修氏所说开战日期之前一年多就已经打响。由此似乎也间接证实色诺芬认为这场大战“持续28年半”的说法。[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