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几个相关问题

自修昔底德著作问世两千多年来,历代学者都对其作出各自的评价。修氏去世后不久,即有不少学者力图完成其未竟之作。[46]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近代,他都被看成历史学家的榜样。公元前1世纪,哈里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就已经断言他是“历史学家中之最为优秀者”,并告诉我们他已被传统的观念视为“历史研究的标准”。[47]时至近代,随着客观主义史学思潮的兴起,人们对修昔底德更是倍加推崇,甚至认为他是“世界上第一位具有批判精神和求实态度的史学家”,“科学和批判历史著作的奠基者”。[48]国内外研究者对修昔底德的贡献和成就都予以肯定。

然而,修昔底德及其著作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性。修氏提出人性不变论,用不变的“人性”解释千变万化的社会现象,阐明战争的起因。国内有学者批评他用抽象的“人性”来解释历史,对此似乎应做具体分析。因为实际上,他的人性论是其人本主义思想的组成部分,因而也是其朴素的历史唯物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他看来,人性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包括占有欲、权力欲、虚荣心、贪婪以及人的生理特征等具体内容的。修昔底德在述及科基拉革命时对此做过比较集中的阐释(III. 69—85)。他指出,在和平与繁荣的社会条件下,城邦和个人尚能遵守比较高尚的准则。但是,当战争和内乱导致人们生活困苦,心志降低时,人性的恶的一面就会急剧膨胀,并且一发不可收拾,从而出现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暴行。具体表现在:“夺取政权时更加阴险狡诈,报复政敌时更加残忍无忌”;社会良知尽失,道德沦丧;鲁莽即勇敢,谨慎即懦弱,耍阴谋搞诡计成功是头脑精明的表现;“夸夸其谈的人总是被信任,而反对他们的人总是受到猜疑”;“复仇比自卫更重要”;一切规则和法律都可以违反,所有条约和诺言都可以背弃;混乱中那些最粗俗的人最有生存能力,因为他们不瞻前顾后,敢于鲁莽行事。当然,修昔底德认为并不是所有介入政治斗争的人皆出于个人目的,有时一些人疯狂地投入动乱不是为了图利,而是因为不可遏制的一种激情。这样,修昔底德实际上是力图从人性和人性之外的社会存在,来寻求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的答案[49]。但由于这种观点的出发点是人性不变论,因而它在本质上又是形而上学的。[50]

关于修昔底德的政治立场,有的学者认为他“站在奴隶主民主派的立场上,赞成民主政治,反对贵族政治”,“同情伯里克利派的温和民主党,反对激进民主党”。[51]要正确把握修氏的政治立场,必须弄清雅典国家的发展脉络和主要矛盾的变化。为此首先应该对雅典国家的阶级结构及其发展演变作一简要分析。公元前6世纪以后,雅典城邦(公民集体)内部诸集团、诸阶层之间经过长期的错综复杂的磨合和斗争,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断得到调整,他们的共同利益逐步大于他们的矛盾和分歧,而这也正是雅典不断向外扩张的内在原因。波斯战争以后,雅典人利用他们在雅典同盟中的有利地位,逐步剥夺原提洛同盟诸邦的主权,侵占其领土,使雅典国家的版图不断扩大,人口激增。亚里士多德指出,“由于国家日益壮大,而钱财也敛聚了很多”,雅典当政者“就劝告人民,放弃农事,入居城市,务以取得领导权为目的……人民采纳了这种劝告,并获得了霸权,于是对待盟邦,更加专横”,“他们又按照阿里斯提德斯的建议,为大众准备充足的粮食供应;因为贡金、征税和盟邦捐款的综合所得,足以维持2万多人的生活”。[52]公元前5世纪70至60年代雅典民主制的发展,是雅典国家机构强化的突出表现,也是雅典奴隶制发展的必然结果,其实质是雅典人对异邦人(非雅典人)的压迫和剥削逐步得以巩固和加强。到伯里克利时代,雅典国家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雅典人内部诸集团之间的矛盾,而是雅典人同众多异邦人之间的矛盾;对于雅典帝国境内众多的臣民和奴隶来说,“雅典人”不仅仅是指雅典公民集体,还意味着他们是统治者的集体,奴役者、剥削者的集体。修昔底德在他的著作中说到雅典人,有时使用“统治着帝国的城邦”,有时把城邦(公民集体)与君主相提并论(II. 63,65;VI. 85);在论及波斯战争的后果时,他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雅典人力图取代波斯国王来奴役这些希腊人,战争的结果对希腊人而言只不过是换了个主人而已,新主人确实比旧主人更聪明,但新主人却是更聪明地作恶”(VI. 76)。在总结近百年雅典历史时,他写道:“在废黜僭主统治以后的大约100年[53]中,雅典人民在这个时期不仅没有屈从于任何人的统治,而且在这期间的一半以上的时间里是习惯于统治其臣民的。”(VIII. 68)这些论述都显示出,修氏对当时希腊的国际关系和政治现实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