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主要贡献（第2/3页）

其次，发展了求真精神，力图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的因果关系。修昔底德受到自米利都学派以来朴素唯物论者的影响，以近似唯理主义的精神对待历史，探索历史的因果关系，探索人事的规律。在述及特洛伊战争的原因时，他不认为那是因特洛伊王子拐骗了全希腊最美的女子海伦所致。在他看来，阿伽门农之所以能够募集大军远征特洛伊，不是由于诸位王公对他的忠顺，而是由于王公们对他的畏惧（I. 9）。在分析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因时，他以较大的篇幅论述了雅典人和拉栖代梦人及其同盟者之间的矛盾，指出，雅典势力的不断增长，引起了拉栖代梦人的忌妒和恐惧，而科基拉事件和波提狄亚争端等只不过是战争的导火线。这样就明确指明了战争的远因和近因，把战争的基本原因和偶然诱因区别开来。特别是在一个历史事件尚未结束时，他就能从整体上考察它的进程，而且没有一处是归于偶然性或不可知的超自然因素的。修昔底德在考察历史进程和探索历史事物因果关系方面的卓越才干，至今仍为人们所叹服。

第三，初步具有历史进化论思想。他在考察此前希腊地区的历史时，明确指出，“过去的时代，不论是在战争方面，还是在其他方面，都没有取得过重大的成就”（I. 1）。[38]他认为远古时期没有定居的人民，没有商业，没有城市，而商业的发展和城市的出现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修昔底德能够认识到历史是向前发展的，并且有一定的规律性，指出，“在技艺上的法则和政治上的一样，新陈代谢是不可逆转的”（I. 71）。正是基于这种进化论思想，他在研究历史现象时，能够初步运用反溯推理法即按现在社会生活中保存的遗迹来推断不同历史时段的情况。例如，他从当时许多希腊人仍保留随身携带武器的习惯，正确地推断古代劫掠之风盛行于海上和陆上（I. 5—7）；他根据雅典最古老的庙宇都在卫城内，推定雅典的城区最早仅限于卫城一带，后来城区的范围才逐步扩大（II. 15）。

第四，认识到经济因素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性。修昔底德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位明确意识到历史进程必然受到社会经济生活制约的历史学家，他还试图从经济关系上解释历史的进步与发展。这部著作的主题无疑是记述军事政治史，但作者在考察希腊早期历史时，却总是处处结合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他指出，远古时期人类四处漂泊，当人们的生活必需品有了节余之后，才过上定居生活。他不同意荷马史诗中关于特洛伊战争的规模的描述，认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下，资金缺乏和给养不足，不可能有那么大的一支军队（1200艘战船，10万将士）。[39]他还正确分析了经济因素与战争成败之间的关系，认为特洛伊战争延续10年之久，不是由于希腊联军人数不足，而是由于经济资源匮乏；如果联军给养充足，他们会很容易取胜的。在分析伯罗奔尼撒战争时，他多次强调维持长期的战争须以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后盾，因而对雅典的存款数额、岁入和贡赋的情况始终予以高度重视。他在分析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所面临的形势时写道，属邦“所缴纳的金钱是雅典势力的源泉，战争的胜利主要是依靠明智的决断和手中的金钱”（II. 13.2）。

第五，创立了比较科学的治史原则。修昔底德是西方史学史上第一位真正具有批判精神和求实态度的历史学家，他非常重视事实证据，重视对证据的批判，力求使自己的叙述与客观事实相符合。为此他提出了严格的史料批判原则，长期以来曾被无数学者援引。他说：“在叙事方面，我决不是一拿到什么材料就写下来，我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观察就一定可靠。我所记载的，一部分是根据我亲身的经历，一部分是根据其他目击其事的人向我提供的材料。这些材料的确凿性，我总是尽可能用最严格、最仔细的方法检验过的。然而，即使费尽了心力，真实情况也还是不容易获得的，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个事件会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因为他们或者偏袒这一边，或者偏袒那一边，而记忆也未必完美无缺。我这部没有奇闻轶事的著作，读起来恐怕难以引人入胜。但是如果学者们想得到关于过去的正确知识，借以预见未来（因为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未来虽然不一定是过去的重演，但同过去总是很相似的），从而认为我的著作是有用的，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I. 22.2—4）

总体而言，修昔底德是按此原则处理史料的。他十分重视采纳第一手资料，坚决摈弃那种拼凑故事以迎合读者的做法。为此他不辞辛苦，奔赴各地，进行实地考察，从而对战争中所涉及的山丘、河谷、沼泽、港口、关隘等都作了具体而准确的记载；同时从事件的目击者那里取得许多可靠的资料。在流亡期间，他利用自己不被敌人怀疑等有利条件，在伯罗奔尼撒及西西里等地考察，获得了许多珍贵的史料。1877年出土于雅典卫城的一块石碑，上面刻有公元前419年雅典与阿尔哥斯等邦缔结条约的铭文。考古学家把它与修昔底德的记载相对照，二者竟相差无几。因此，《战史》在史料的可信性方面，堪称史学史上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