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凡尔登：战役展开（第5/5页）

逐渐地，人们发现这个词不符合实际情况。许多患者没有遭遇到炸弹爆炸的冲击，至少发病前没有遭遇到炸弹爆炸的冲击。此外，患者也没有外伤。1916年，一种更具解释力的理论出现了。一名年轻的英国精神病医师查尔斯·迈尔斯（Charles Myers）仔细研究了患者后，认为“选用炮弹休克这个词是异常荒谬的”。他说，这种病与炮弹爆炸无关，与神经也无关。这种病与战壕战有关，人类的心智无法忍受战壕的生存条件。士兵出现精神分裂现象，因为他们无法理解眼前发生的事，因为他们感觉自己无依无靠（遭遇大炮轰击的时候，士兵的勇敢早已跑得无影无踪），因为他们不相信将军要求士兵打仗的动机。勇气不足的士兵，在长期受到压力的情况下有可能崩溃。一些患者恢复得很好，重新回到战场，而且表现出英雄气概。

迈尔斯对战壕战和精神崩溃之间关系的分析，后来被称为癔病，患者在陷入忧愁时，表现出狂躁和神经衰弱症。这种病在大战初期比较多发，后来，僵局被打破后，部队开始运动，发病率随即减少。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虽然英国远征军当时每30个士兵中有一个军官，但六分之一的患者是军官。官阶低的军官都在前线，身上的责任比士兵要大，遭遇敌人炮火的机会也多。

经过反复试验，人们发现了一个规律。如果能及时治疗患者，患者就能很快恢复。与其送患者去医院，不如在战场临时伤员处理点。有许多种治疗方法可用，譬如：催眠、电击、谈心疗法……有些方法确有疗效。有时，治疗与惩罚看不出区别。遇到患者不能说话，可以施加电击，直到他大叫疼痛，医生随后宣布患者恢复正常。治疗的关键不是治愈疾病，也不是去分析其患病原因，而是让士兵能重新回到战场。英国人区分两类患者：一类是那些在炮火中确实精神崩溃的，另一类是在炮火下没有陷入精神崩溃的。只有第一类人才有资格挂上战场伤员的袖标，也只有这类人才能获得残疾补偿。医生很难判断缺少战斗的意愿是否合理。少数几个胆大的医生指出，如果执行某个命令的结果只能是去死，那么士兵拒绝执行这个命令是合理的。比如，命令要求士兵在密集得像毯子一样的炮火中爬出掩体，其结果只能是死亡。提出这样建议的医生很可能会被军队辞退。如果提出异议的不是医生而是军官，他也将被革职，或许受到更严重的惩罚。

“炮弹休克”引发的问题是巨大的。这个领域里数据比较稀少——非常缺少奥地利人和俄国人患这种病的数据，由于东线的战斗比较流动，他们的发病率可能不高。不过，大战结束时，德国有20万记录在案的“炮弹休克”病例。英国有8万病例，而仅在1916年后半年，就有1.6万病例，这些病例都属于第一类伤员，换句话说，他们的不忠诚倾向不明显。英国有12万人获得伤残抚恤金，其中15%的伤残抚恤金获得者是因为精神病问题。1922年，大战已经过去4年，仍然有6000名英国老兵留在精神病院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