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铁骰子转起来（第2/8页）

毛奇的同名叔叔，就是那个在半个世纪前带领德国战胜奥地利和法国的总设计师，他的看法与施利芬的也不相同。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认识到，如果德国被迫在东线和西线同时作战，德国就应该在西线采取防卫战略，在东线进行有限度的进攻，只求将俄国赶出波兰，让敌人把兵力消耗在撞击德国的铜墙铁壁上。他相信这样的战争不会有完全的胜利，而是依赖迫使精疲力竭的敌人坐下来谈判而了结战争。德国应该力求实现这样的战争。早在1879年，他就说：“我们在西线要注意利用莱茵河和堡垒带来的优势进行防卫。在东线，我们应该利用所有必要的武装力量发动宏大的攻击。”在施利芬掌权之前，德国一直坚守着老毛奇制定的这个军事信条。施利芬是个生活俭朴的人，喜欢孤独，除了军事历史和军事战略外几乎没有其他兴趣。他上台后逐渐放弃了老毛奇的想法。

然而，新战略的可行性并非不证自明的真理，施利芬本人也承认这一点。他退休后曾写下大量解释性文字，继续与德军参谋部的将军们交流。在这些文字中，他说明自己的计划不一定成功。施利芬把赌注放在过于沉重的右翼上，右翼占用了与法国交战兵力的近90%。这样集中的兵力要像拳头一样打穿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这三个中立国家，然后才能打击到法国。军队的运动很像沿着顺时针方向滚动一个大轮子，先是向西部滚动，接着向南部滚动，然后进入法国，这个滚动的大轮子要压垮沿路上的一切阻碍，巴黎将先被包围，然后被占领。此后，这个大轮子将转回东部，从背后消灭残留的法国军队。

这是一个宏大的计划，大胆得让人感到窒息，但也充满了困难，包括许多非军事困难。从最狭义的军事观点看，入侵三个中立国家是明智的：德国这样可以绕道欧洲北部沿海地区的平原，避免正面攻击法国在跨度大、丘陵多的边境线上建立起的坚固堡垒。然而，从总体战略和国际政策角度看，这个方案极度危险。因为这个方案根本没有考虑入侵中立国将导致英国参战的可能性。即使施利芬考虑到英国干涉的可能性，他肯定认为其危险性是可接受的。英国军队的规模在施利芬任总参谋长时期非常小（俾斯麦曾说过一则笑话：如果英国军队入侵德国，我们就逮捕他们）。如果德国可以按施利芬的计划完成战争，英国这个因素几乎不必加以考虑。

法军总参谋部也非常留意比利时，因为比利时是通向敌人心脏的一条通道。但是，法军总参谋部缺少自主权；相反，施利芬和小毛奇却有，他俩制订计划时不必要向他人请示。法国在历史上经历过两个波拿巴帝国，受了不少罪，于是共和制下的法国对军人保持着警惕，不愿把制定战略的权力交给军人。在大战前夜的1913年，法国最高战争委员会曾研究过借道比利时攻击德国的计划，但不得不把这个计划向法国政府通报。此时，法国和英国正在联手制订共同的行动计划，法国急于将英国拉入自己的阵营。于是，巴黎政府询问英国是否同意法国最高战争委员会的想法，英国严厉地制止了法国。英国总参谋部里的一些对法国友好的参谋说，任何这类举动都将破坏英国将来提供支持的可能性。所以，法国最高战争委员会停止在这个方面的所有计划及工作。

德国实际上没有能力进行类似的修正。自从年轻的德皇威廉二世在1890年辞退首相俾斯麦后，在续任首相之中没有人敢质疑德军总参谋部的作战计划，更不用说挑战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首相贝特曼–霍尔威格在自我辩护词中写道：“如果文官试图阻碍一个经过深思熟虑制订的作战计划，而且该计划被描绘成绝对有必要，那么文官将必须承担难以承担的责任。如果这个作战计划后来失败，文官的谨慎将会被认为是失败的原因。”由于贝特曼政府的胆小怕事，即使他们发现军方的计划导致可怕的政治风险，他们也没敢去干预军方。没有更好的例子能说明俾斯麦制造的政府机器有缺陷，俾斯麦走后，德国政府就没有了俾斯麦的强大手腕和杰出智慧去制衡权力，于是德国政府变得无力应付20世纪局势的危险性和复杂性。

异常孤独的施利芬有一个假说，德国的敌人不仅企图打败德国，而且企图毁灭德国，因此德国必须采取极端手段，只有处于极度痛苦的人才能构想出施利芬那些极端手段。夺取荷兰和比利时的铁路和公路不仅是值得的，而且是必须的。只有夺取这些目标，才能拯救德国；不夺取这些目标，将增加德国的危险。施利芬写道：“如果我们让中立的圣洁蒙蔽了双眼，在贝尔福至蒙梅迪（Belfort–Montmedy）一线发动攻击（对面是法国的堡垒阵地），顷刻间，信奉现实主义原则的敌人就会采取不道德的手段，从比利时、卢森堡的南部穿过，从我们的右翼包抄过来，最终包围我们。”当然，这个“不道德”的敌人就是法国。施利芬的主导原则是：如果德国拒绝从邻近的中立国获取好处，法国将高兴地抓住机会从邻近的中立国获取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