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防空（第2/3页）

要是我们能处在“任何时候和对任何敌人都能保证我们国家的成就的安全发展”，正好像我们能确保自己掌握制空权一样的理想，但是我们现在恰恰缺乏达到理想的可能性。我真心希望阿塔尔工程师能暂时忘掉他那理想的主张，能确实指出何时、何地、何种方法来实现这些理想。但他却不这样，他提出了更加没有新意的主张。

在自己领空飞行要比在别人领土上空飞行容易得多和耗费小得多……当未来的飞机场便利地分布在适当的地区，当各种供应和必需品都准备妥当时，只要有一支适当的航空兵就可确保自己天空的制空权……我们总是可以在实际限度内安排好我们的防空，使被敌人轰炸的损失减至最低程度，即使敌人对我们使用化学武器也是一样。

都是一些空谈，没有一词阐明为了达到这些目的需要的兵器数量。他讲到的许多关于“精神因素”的话，我们都表示同意，但讲到物质手段时，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这样讲：

要考虑的不是数量而是编制，在战时这个编制的范围内数量会成倍地增加到最大程度。

那请问：需要什么样的编制？数量有多少？准备防空，除了这些不相干的精神因素外，它需要的是航空兵部队、高炮部队以及装备这些部队所需的物资，这些部队当然是必须要组建的。但这还不够，这些部队在战争开始前就必须是已经组建好和准备好的，战争一开始便能立即投入使用。我们不能等到战争到来再“成倍地增加”这些部队，我们不能指望国家的预算会在战时转变为单一的战时预算，我们不能等到敌人来轰炸我们时再去建立防空。防空的作用不是组建成就可以了，而是要有一支可供支配的防空部队。

我曾写过：“要是有谁能向我证明，我们能用一支已确定组建的、实际上有可能存在的防空部队，就能确实地、完全地保护我们国家免遭可能发生的空中化学进攻，我马上就放弃我的全部理论。”

阿塔尔工程师在反驳我的观点时，用了大把的精力在“确实地”和“完全地”两个词上，他不知道我用这两个词正是对他以前言论的反击，因为他以前曾断言，在任何时候和对任何敌人都能保证我们国家成就的安全发展，以及可以确保制空权。我不想做这种计较的人，我愿意纠正自己，改成：“如果有人向我证明，利用一支已确定组建的实际上有可能存在的防空部队，我们就可以把可能发生的对我国的空中化学进攻减少到这种程度，使这种进攻对我国的安全不起重要作用和不产生危险。”我还要进一步说：“如果我们由于有防空部队而只要担心只造成不重要不危险的破坏的敌人空中进攻，那么我会首先拥护有这样的防空，哪怕它需要我国的全部航空资源。”

我真心愿意这样做！但我清楚地知道，我国空中斗争所处的地理位置是不幸的，我们比别人更容易受人攻击。由于这个原因，压制空中进攻反而对我们有利，对敌人不利。因为没有了空中战场的威胁，我们就可以像过去那样只进行海上和陆上的斗争。

如果我反对防空是由于防空从独立空军中抽走了航空兵器，那并不是因为我喜欢标新立异。我反对它是因为我认为防空实行起来是令人失望的，我确信它不能达到防御的目的，因为在空中，防御比进攻需要更多更大的兵力。我曾无数次地证明这一点，而我的反对者们，没有一个人讨论或批评过我的证明，就连阿塔尔工程师也没有，而这却是全部问题中最重要的一点。

除了肯定控制自己的天空要比取得制空权花费少外，阿塔尔工程师还应证明少量的航空兵部队就可将众多的航空兵部队赶出我们的天空。但这是很难做到的，因为现实情况不是这样的。

同样，乌戈·马罗萨尔迪上校登在《海军杂志》上的文章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他断言协约国的轰炸有效百分比已从1915年的73%下降到1918年的27%。这是一个没有根据的统计，他本人也不可能指出来源。这个数据是概念不清的，因为没对“有效百分比”这个词做出任何解释。阿塔尔工程师观点的正确性被一段话中的头几个字破坏了：

甚至在世界大战的末期，使用空中轰炸的基础比起作战物资本身来说，更多的是突然性因素和某些飞行员的特殊技巧。

但在未来的战争中，空中轰炸作战将建立在更积极、完善、具体的基础上。我们不能依赖没有真正空战时的统计，那时进行的试验性轰炸和真正的空战规模无法比较，而且有些行动是荒唐的。我至今还记得获得金质奖章的飞行员萨洛莫内上尉和他的卡普罗尼飞机，他死于1918年。卡普罗尼飞机是意大利飞机设计家詹尼·卡普罗尼伯爵（1886-1957）设计的轰炸机，他一生设计过180个型号的飞机，其中Ca-3系列中的Ca-32轰炸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广泛使用。中队去轰炸架空索道的一个临时设施，他直到夜里才返回他出发的机场。我相信将来不再出现这种中队去轰炸临时设施的行动，不会再用盲目的行动来降低轰炸的有效百分比了。相反，将派它们去轰炸大型的、重要的、易于攻击的目标，甚至在1500米以上的高度进行轰炸。不要去管什么统计数字，只要想一下我国的特雷维佐市就行了。在当时，战争要结束的时候，我们的航空兵比奥匈帝国强大，但它完全被炸毁了，尽管有防空，却不得不撤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