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1934年10月7日 中央苏区瑞金（第3/3页）

这一点，李德写得很策略，很有分寸。他说博古乐于接受他的“建议”和周的“决定”，以证明他不是后人说的“太上皇”。

……我同博古之间逐渐建立了友谊，这种友谊也经受了以后几年意见分歧的考验。我同他作过多次交谈，从交谈中我知道，他在很多方面不同意毛的观点，但他认为必须同毛合作，以便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他而维护党的统一。他被毛“贬职”以后，还一直坚持这种看法，直至1946年悲惨地死去。诚然，这种“忠诚”的态度，使他以后又激烈地支持毛的政策。

只有共产国际的权威和苏联的利益，在他看来始终是高于一切的。

洛甫比博古年纪大些，受的教育也比他全面；洛甫和博古一样致力于增强党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多次表示很蔑视毛泽东的小资产阶级农民意识。但是作为负责政府和苏区工作的中央书记以及闽赣苏区政府的新领导人，他也逐渐陷入了毛的影响之下，并转到了他的路线一边。对此起决定作用的，首先是毛的军事计划。显然他相信这个计划在中央苏区的具体情况下是正确的。但洛甫并不因此而放弃他自己的立场，所以，在他作为博古的后任当上中央总书记之后，又多次同毛发生冲突。到六十年代，毛终于把他彻底赶下了台。

共产党领导人中精力最旺盛、策略最灵活的是周恩来。周受过中国的古典教育和欧洲的现代教育，有丰富的革命经验和国际经验，有杰出的组织才能和外交才能。然而在政治上，他总是力图见风使舵，使自己适应环境的变化。在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和国民革命军最高司令时，他曾任黄埔军校和国民党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主任。

他在1927年组织了上海起义和南昌起义，但是作为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常委，他在二十年代末也参与或容忍了陈独秀和李立三的错误。1932年他担任中央苏区中央政治局领导人时，把毛泽东排挤出党和军队的领导岗位。现在他支持王明和博古，拥护共产国际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路线。他一直是政治局常委，与此同时又扩大了他在军队中的势力，因为很多指挥员是他当时黄埔军校的学生。第四次反围剿军事上的成就，大大提高了他的威望，他把这些成就完全算在自己的功劳簿上。在前敌指挥部和总参谋部合并以后，有关战事的一切领导权都集中在他的手中。实际上他指挥着全部武装力量，包括独立部队和地方部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39年底他在一份表格上写道：1932—1935年曾任中国红军总司令。当他在长征中及时觉察到毛泽东占了上风，于是就毫不犹豫地转到毛的一边。我觉得，他至少是在一些方面，违背了自己比较正确的认识，成了毛的忠实亲信。

李德的这些观点，无疑是带有强烈的好恶、恩怨、得失的个人色彩，是不足为据的，不可能公允，但也不失为一种看法。因为他自己觉得别人对他的评价也不公正。这种以不公对不公的互相攻讦的情绪，是生活中常见的，后人自会比较和辨别，总比只听一个声音好。

生活中，人事关系大概是最复杂的，智莫难于知人。博古、李德、项英，在人事安排上花的时间和精力也最多。

“外举不弃仇，内举不避亲。”话是好话，实际生活中，却往往反其意而用之。

人们常常叹息：人心不古，今不如昔。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是后人把前人纯洁化了，“匪今斯今，振古如兹”，只要看看红四军的古田会议决议和整党整风记录，就知道人的真实精神状态了。自古皆然！历史的逻辑往往是这样的：如果这个人最终是站住的，他就绝不会有缺点；如果这个人后来是倒下的，他浑身上下也就没有一个好细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