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1934年10月7日 中央苏区瑞金（第2/3页）

“李德同志，我觉得留下的兵力少了一些，”项英又翻早已准备好的笔记本，“由中央局指挥的只有二十四师，另外还有第三、第七、第十一，三个独立团，战斗力都比较弱，承担保卫苏区的任务，显然十分困难！”博古翻译给李德，李德也拿出本子，显然，对这种讨价还价不甚满意：

“恐怕不能再留更多的部队了，西征任务更为艰巨。主力西进，蒋介石必然跟追，这就减弱了苏区的压力，除你说的由中央分局直接指挥的一个师和三个独立团外，还有江西军区的一、二、三、四团……还加上各县的独立营和游击队，全部武装力量，已经超过三万人！”

博古翻译后补充说：“我认为这是一支非常可观的军事力量，此外，还有近万名伤病员……”

“这只能是负担。”项英叫苦说，“可以把他们疏散到群众中去，变成骨干力量！”博古在潜意识中，想到这方面毛泽东很有办法，但他没有说出来。

项英继续叫苦：“像何叔衡这样年老体弱的同志，像瞿秋白这样重病吐血的同志，都留给我们，我们还要提供保护，将来怎么顾得上？”

“你要他们跟着西征吗？那不更难？不把他们拖死才怪。只要环境许可，你们想法把他们转送到上海去养病。这是对他们最妥善的安排！”

“也只能这样，”项英无可奈何地说，内心却很厌烦，怎么老把包袱向苏区丢？

李德从图囊中抽出标好的地图：这地图上以精确的线条和各种标志，划定瑞金、会昌、于都、宁都四个县之间的菱角形地区为基本游击区和最后阵地。

项英对着地图看了很久，但他不熟悉图上作业，没法预想出未来如何坚守的方案。

“你们的基本任务是保卫苏区，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博古说。

“还要注意在苏区内部和周围进行游击战争，”李德补充说，“把杀进苏区的国民党军队搞得日夜不得安宁，绝不能让他们建立起统治。你们应该有个明确的指导思想，将来配合主力红军，在有利条件下进行反攻！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仍然是我们坚定不移的目标！”

“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目标！”博古兴致勃勃地说，“你们要有坚定的信心！”

“我们有信心有决心完成这个目标。”项英既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个空想主义者。他认为，他能够像毛泽东一样，把中央苏区重建起来，并且干得比毛泽东更好，因为他熟知中央苏区创建与发展的历史。

1929年春，毛泽东从井冈山下来，挺进赣南闽西时，力量是有限的。在瑞金大柏地一战，打垮了刘士毅独立第七师，歼敌八百余人，缴枪八百余支。接着，部队以日行百里的速度乘胜向闽西进军，于3月11日夜间，部队悄悄地绕过闽西军阀郭风鸣所设置的埋伏，飞越瑞金与长汀交界处的隘岭，到达了长汀县四都乡。后来在长岭寨（又名胜华山）消灭了郭风鸣旅，打死了郭风鸣，为开辟闽西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那么，在苏区已有充分根基的情况下，有三万人的武装力量，实在也算可以了，重建中央苏区的日子不会很远。项英似乎心定神宁了，他准备在保卫苏区中大显身手，在重建苏区中创造奇功显勋了。此时，他反而为西征的主力担忧起来：

“苏区的坚持与恢复是不存在问题的，你们放心好了。当你们重新归来时，面貌将会大变的。我倒担心你们的远征。你们应该注意周恩来，这个人容易转向，对国际路线是动摇的。周恩来的出身我清楚，旧官僚家庭的那一套处世哲学培育了他的调和主义……”

项英停下来等待博古翻译。

“他在青年时代，长期在国外从事革命活动，”李德说，“他是应该将自身弱点洗涤净尽的……”

“他不可能清洗净尽，他是不是愿意清洗还是个问题。”接着项英举出了证据，“他并没有对自己的官僚家庭有所认识与它断绝关系，而是充满怀念和感激之情。他在1928年10月离苏回国时，不顾身负传达六大精神的重要使命，竟然在沈阳逗留，看望他的伯父，重温天伦之情……”[1]

博古与李德对此，并不像项英看得那么严重。但李德在他的《中国纪事》中，站在为自己辩护的立场上，对博古、洛甫和周恩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博古作为党中央总书记当然不得不主管政治问题以及越来越突出的军事问题，这就使他违背自己心愿地成了毛的对手。他只有二十五岁左右，在理论上很有修养；虽然年轻，但政治上很有经验，然而在制订军事方针时，他总乐于接受我的建议和周恩来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