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1934年12月1日 湘江西岸界首（第3/3页）

海外学者认为，周恩来一生中有许多机会成为中国的头号领袖，可他急流勇退，甘居次位，从不处心积虑地去谋求那唾手可得的最高权力：三十年代初，他退居李立三之后，退居王明、博古、张闻天、毛泽东之后；1945年他退居刘少奇之后；1966年他退居林彪之后……甚至准备退到王洪文之后。

周恩来深谙这些斗争的严酷性，在这种左右互换的磨盘中求生存，并不是易事。他有很多机会获取中共的最高领导，他不但没有争取而且让给别人，没有统治欲、领袖欲、权力欲固然是他的高尚品德，但另一方面，也未尝不是他深知，第一把手是风险之地，任何风云变幻，任何轻微失足，都会成为历史罪人而身败名裂。

有些海外学者，对周的不争名利、不谋高位的品格，感到迷惑，他们从权力斗争哲学或是从生存竞争意义方面去解释。有的则认为周虽然具备了领袖的许多伟大品质，却缺乏两点：

一、缺乏独立的决策能力。

二、缺乏无毒不丈夫的那种森然无情的权术和手段。

有的则认为周恩来的品质“反映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谦让态度”，有的则认为“正是周无可比拟的光明磊落的气量使他成为一个重要的排难息争解决纠纷和照顾全局的角色”。有的还认为周一贯小心谨慎地避免强求任何个人权力，而在努力贯彻与实行国家与革命政权的政策时，则一向是个热心的工作人员。他的谦和态度遮盖着不屈的意志，他自我隐没的献身精神使得他成为毛泽东不可缺少的助手……

海外学者对周恩来评价有多少接近真实，那也只能见仁见智。

周恩来的种种优秀品格、温良恭俭让之风采，符合中国固有的传统道德规范，所以他获得持久不衰的声誉与爱戴。

周恩来不愿意陷进个人之间的是非曲直之中，但他又无法摆脱这些是是非非的人际关系。在国共合作北伐时期，直到蒋介石清党向共产党人举起屠刀，他才悟出了一个道理：任何统一战线，只是暂时的联合，是矛盾的综合而不是矛盾的解决。

但是，党内的矛盾是需要解决的。在大军远征的路途上，解决这种错综复杂的矛盾是困难的。他对与二、六军团会合决策，处在左右为难的境地，因为他对目前的态势看得比李德、博古更清楚一些。

“必须与二、六军团会合！”李德以毫不掩饰的冲动站了起来，“不然，我们就落进灾难的深坑里，身败名裂了。”

“的确如此，”博古望着周恩来。他受了李德情绪的感染，忧心如焚，凄惨的声音表示出痛苦和绝望的深度，“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等于自杀！”

“现在判定能否与二、六军团会合，为时尚早，”周恩来盯视着铺在桌上的地图，“目前只能督促部队快些渡江，早些进入西延地区，”周恩来用手点着要去的方向，等李德回到桌边，“在这里，争取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

“快些脱离湘江是必须的，”李德冷静下来，“即使有些部队让敌人粘住不能过江，也不能等了！”

“可以让他们留在江东岸坚持战斗，拖住敌人。”博古受到了启发，补充说，“要他们留在附近山区打游击，建立新的游击根据地。”

“也只能如此了。”周恩来表示同意，“现在当务之急是选择一个渡江后的集结地点，进行必要的组织调整和休息，而后决定行动方向。”周恩来边说边在地图上巡视着，“现在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这种被动局面很可能延续很久！”

李德对地图是非常熟悉的，他划定了经木皮口、鹞子江口、庙山、梅子岭经大湾两个山口，进入资源县境的越城岭山区，在油榨坪集结。

“好的！”周恩来认为这条退路是可行的，“博古同志的意见呢？”

“我看就这样定了！”

“等朱总从前线回来，我们再下达命令吧！”

这时天已微明，大家一时无语。博古仍被中央纵队里发生的种种议论所缠绕，无法摆脱，沉思了一会儿，突然没头没脑地说：“说我们这次转移是无计划无准备无目的的，说我们是仓促决定的，”他愤愤地捶着桌面叫道，“这太不公正了！”

“我想，这不是计较个人是非的时候，”周恩来反反复复地说着这句话，“事实总归是事实嘛。”嘴里虽然这样说，西征前的一切准备活动却历历如在目前，周恩来心头涌起一股有苦难言的酸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