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1934年12月1日 湘江西岸界首（第2/3页）

李德，富有国际主义的献身精神，有军事才华，是名副其实的街垒战专家。他到中央苏区执行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本身就是悲剧性的。不要说他，就是拿破仑也不行。正像毛泽东不能使秋收起义的成功，周恩来不能使八一起义胜利，叶挺更不能挽回广州起义的败局一样，在历史合力之中，谁也无力回天！

李德，是在第三国际“城市中心论”的高热中被派到中国来的，协助城市工人大起义，进而夺取重大城市。可惜，上海不是巴伐利亚的慕尼黑，南京总统府也不是彼得堡的冬宫，工人手中的木棒也不是阿芙乐尔号上的大炮。在第三国际望远镜里看到的，工人起义大军的红旗在上海海关大楼上迎风飘展，不过是海市蜃楼。

城市工人大起义无望之后，在蒋介石虎视眈眈集中百万大军向各苏区猖狂进攻时，李德被派到了中央苏区，执行共产国际赋予的“夺取一省或数省胜利”的任务。正如一局中国象棋赛，却派了个国际象棋选手来，他还没有来得及弄清车马炮的关系，就仓促上阵了。“顾问”，顾名思义，不过是“看看问问”，是请来出主意、想办法、供主人参考的客人，没想到，在敌人重兵围困、狂烈进攻之下，惶惶无主的博古，却把他推到前台。

日耳曼民族的雄心傲气和革命者强烈的使命感，鼓励李德在中国的广阔土地上，建立奇功险勋！他不知道，身处危岩绝巅，在风吼雨啸中，是很容易失足落崖的。

周恩来，从八一南昌起义，就负责军事领导。他熟悉外国，熟悉中国城市。他比博古、李德到苏区的时间都早，并且胜利地领导了第四次反围剿，肩头的承受力比李德、博古要大得多。

周恩来的崇高之处，是没有权力欲，不贪功不诿过。他总是把成就推给别人，而替别人承担责任！这种品格，使他内心的压力就特别沉重！

事物往往是二律背反：如果解脱了他对错误应负的责任，也就加重了他不负责的责任，开脱，反而成了伤害。犯错误是由于历史局限的认识问题；而明知不对还去执行，却成了党性原则和思想意识问题了。是直言抗辩党性强还是违心屈从党性强？犯错误不是耻辱，是探求者勇敢精神的体现，是为成功付出的代价。后行的成功者不要耻笑先行者跌了跟头，先行者才是真正的开路先锋！

从什么时候，我们民族的胸怀变得狭隘了，浅薄了？原谅因探求而出错的人们吧！剖析犯错的原因以作前车之鉴，不比把人搞倒搞臭好上千倍？对待历史，总要站在更高的层面上，寻求错误的历史成因总比辱及个人品格更有益一些！

如果作一次史海钩沉，你会发现冤案累累，而被永远误解的人物又何止万千？

直到周恩来逝世之后，海内外学者对他的生存艺术和排难息争的调解能力，在公开或私下里总是众说纷纭：

理查德·尼克松在他的《领袖们》一书中这样写道：

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在极大程度上，是毛泽东、周恩来和蒋介石的历史。毛打败了蒋的军队后，就巩固了自己在大陆的统治。这时候，中国共产党人就把毛蒋的冲突实际上说成是一场神鬼之争。毛把自己看作功同二千年前第一次统一中国的秦始皇，他制造个人崇拜，使人们奉为神明。周一般地使自己处于次要地位，忠实地起着使机器运转的作用。

在这三人中……赢得了大陆战争的还是毛和周。在这两人中，周的眼光更具有持久的力量。简言之，周也是我认识的最有天赋的人物之一，他深刻地懂得权力的奥妙。所有这三个人都去世了，但是，周留下来的影响却在现代中国日益占据优势。

周是一个共产主义革命家和具有儒家风度的人物，是有献身精神的理想家和深谋远虑的现实主义者，是政治斗争的能手和杰出的调解人。一个才能上不如他的人如果扮演这些错综复杂的角色，就会以思想和行动上的不知所措而告终。但是周能够担当任何一种角色。或者把各种角色同时担当起来而不给人以优柔寡断，出尔反尔的印象。对他来说，扮演这些角色并不是玩世不恭地伺机换上假面具，而是一个非常复杂而精明的人的不同的侧面，这个侧面能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他的政治生活如此漫长和政治经验如此丰富多彩。

所有这些品质的交互作用，使他能够在共产党最高领导层中，度过比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都要长的生涯。

也许这些评价是有道理的。就政治生涯的漫长来说，像昙花一现的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人，就更加无法与他相比！

许芥昱在《周恩来传》中，认为童年时期的周恩来就能在母亲与兄弟之间协调关系搞好家庭团结，由此他锻炼出超人的忍耐性与生存能力，“成为二十世纪生存艺术中无可争议的大师，在他五十多年的革命斗争中能够经历监禁、病魔和国内斗争的考验，从而一直处于中国权力的顶峰，成为中国共产党不可缺少的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