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博古与李德（第4/4页）

魏玛共和国[1]的庞大警察机构下令逮捕他，国内有几十个叫奥托·布劳恩的被抓了起来。

奥托·布劳恩在回忆这次脱逃时写道：

工人阶级是不会接受这些恶毒攻击的。……到处都是欢欣鼓舞。……连小资产阶级也表示同情。当人们得知营救我的人是带着没有子弹的左轮手枪，而一百多名警察吓得向后撤退，以及我坐了十八个月的牢并未经法院判决时，他们对司法部门表示了极大义愤。整个柏林都在嘲笑被愚弄了的警察局。

越狱后，奥托和奥尔加在柏林的一些工人家庭中躲避了一个月，后来德共中央决定把他们秘密送往苏联。

在苏联，奥托·布劳恩以瓦尔格的名字活动。这也是他在德国时曾一度使用过的化名。他到达莫斯科时，正值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举行，他作为来宾应邀参加了会议。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这样便成了这位在本国备受迫害的革命者的第二故乡。

那时，克里姆林宫的红星，正在全世界无产者的心目中闪耀着神圣的光芒，它是全世界革命者向往的“麦加”！那时苏联的名字就是“革命”！它是世界无产者的祖国！苏联的利益就是世界无产者的利益！它是世界无产者的希望！

奥托·布劳恩在苏联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经验和军事科学。为系统地掌握工农红军的战争艺术和战斗技术，他决定去莫斯科无产阶级师接受培训，进行从列兵到团指挥员的训练。在这个期间，他已经写了很多著述。他到国际列宁学校和一些专修班，讲授军事战术，还为国际组织、革命战士互济会写了一些他从事革命活动的小册子和文章。其中《莫阿比特》一文，详尽生动地记述了他的狱中生活和越狱经过，深深地打动了青年军人的心！他为青年共产国际写了《论红军和帝国主义战争》；也为苏联军事科学院写过《论巷战战术》的军事论述；还为共产主义科学院写了《关于1923年的汉堡起义》的政治性很强的论文。

三十年代，国际工人阶级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注意力转向中国。那时，各国的共产主义者，还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从事巨大的群众运动和武装斗争！

列宁创建的第三国际，作为国际工人阶级和共产主义运动和军事指挥部，已经成了保卫中国革命的中心！共产国际一再强调指出：支持中国革命是共产运动的主要国际任务之一。这种支持给中国革命带来多少成败得失，历史会作出公正的回答，但这种支持是不容否认的！

1932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根据王明等人的要求派奥托·布劳恩前来中国，担任红军军事顾问。1933年秋天，他以一个外国考古学家的身份到附近参观一座古代的寺庙作掩护，到达了红色首都瑞金！

埃德加·斯诺对他是这样评价的：

李德无疑是一位很有才能的军事战术家和战略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在德军中就大露头角。后来他担任俄国红军指挥官，曾在莫斯科的一所红军学院学习过。因为他是德国人，红军将士都注意听他对德国顾问向蒋介石大元帅提出的战略战术分析。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这种态度是正确的。当南京将领们看到李德的一些分析他们战术的著作时，都惊奇地承认，他准确地预料到了他们进攻的每一个步骤！

斯诺的评价也许高了，但他诚实，并没有因为李德犯了错误而失去公道和善意。

“李德同志，我仍然想不出我们错在哪里！”博古苦恼地说，“一切挫折，几乎都是客观给我们造成的！……中国有句古话：自古兴亡不由人……谁也没有办法，谁来领导也不会出现比我们更好的局面……也许会更糟。……我们是完全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行动的！”

“博古同志……”李德冷冷地止住了对方，语气缓慢，却异常凝重，“这不过是一次挫折！可怕的不是敌人，而是内部的派别斗争……我们都不是自由的！”

博古并没有立即明白李德所说的全部含义，他实在累了，哈欠了几声，便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态度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