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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有第18师团关防大印的明信片，后来成了远征军给来访客人最好的礼物之一。赵振宇上校早年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他给自己原来在北大，现在西南联大工作的老师们，每人都寄送了一份这种礼物表示师恩难忘，恐怕也不乏炫耀战功之意。

那年头哪个教授有这样一个学生，大概感觉跟教出一个刘翔来差不多吧？

第18师团在日军中号称“丛林战之王”，打遍马来亚、新加坡罕逢对手，1942年把史迪威和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部队打得北走印度的日军中，这个师团是绝对主力。因此，孟关战役对中国军队来说，不但是找回自信的一战，而且是复仇和雪耻的一战。

然而，第18师团不愧是日军的一个王牌师团，尽管遭到重大损失，但一路撤退，仍然节节抵抗，哪怕是负伤的残兵也各自为战，拼命阻滞远征军前进的步伐。而日军缅甸方面军也很理解这个师团的重要性，先后为它补充官兵达15次之多，以至于日本投降的时候，第18师团很多部队里已经一个原来的军官都没有了。日军的这种拖延战术，是为了让其师团主力在得到补充后，能够集中兵力固守瓦鲁班以东的坚布山，以保持河谷东半部，特别是孟拱和加迈两大要点。

孟拱是胡康—孟拱河谷的出口，日军第18师团的补给基地，缅北铁路由此经过，地位重要。若能攻占孟拱，日军在缅北的第33军将被拦腰斩成两段。

3月14日，远征军发动孟拱战役，试图打通整个胡康—孟拱河谷。装甲兵团奉命配合新22师正面进攻日军坚守的坚布山要隘。日军在这里花费一年时间，修筑了坚固的永久或半永久的防御工事，将其称为“三角山要塞”。双方在这里的战斗十分激烈。崎岖的道路迫使中国远征军的战车，经常不得不在泥泞小道上蹒跚行驶，而无法如操典上要求的那样组成相互掩护的战斗队形。注意到这一点的日军常常集中火力在开阔路段攻击中国装甲部队，因为在这里的中国战车如果遭到打击很难向前后的羊肠小道疏散。除此之外，日军不断设置诡雷，在路面上伐倒大树试图卡住坦克的履带，甚至焚烧坦克即将经过的丛林。其最恶毒的招数，是使用能够贴在战车钢板上爆炸的磁性手雷和自杀式的“肉弹攻击”。

坚布山战斗中，中国步兵乘车前进，一方面可以获得战车的掩护，一方面也可以帮助视野不良的战车提前发现来袭的日军。

在这样的阻击下，坚布山山口一战中，装甲兵团先后有八辆战车被毁，大部分受创于磁性手雷和地雷。日军此战也付出重大代价，第55联队第二大队大队长管尾少佐阵亡，被迫放弃阵地后撤。

当时在缅甸采访的中国著名摄影记者王小亭，在杰布山口也亲身遇险。当时，他正在采访美军“梅支队”的Q.戴维德，忽然看到几名日军从路边树丛中钻了出来，不顾一切地扑向正在路中间的一辆M3A3战车。这些日军每人身上绑着六块苦味酸炸药，贴上中国坦克就拉响炸药，把自己炸成碎片，也炸穿坦克的装甲。王小亭曾以拍摄《上海南站日军空袭下的儿童》而著称，但在坚布山口没有拍下哪怕一张照片，可见当时战事之紧张，间不容发。

不过，中国人的聪明可算没得说，很快就找到了对策。李九龄回忆，第一营曾被日军的磁性雷摧毁了两辆坦克，几天没敢出击。但他们最终想出了办法，专门赶制了一种铁丝网，离坦克钢板十厘米架空焊接在装甲表面。日军的磁性雷和“肉弹攻击”因此无法直接贴在钢板上爆炸，威力锐减，就此失去作用。

4月24日，装甲兵团和新22师经过苦战，终于攻克日军“三角山要塞”，与迂回进攻的新38师在沙杜渣（Shadazup）会师，日军在孟拱外围的防线被打开了一个缺口。

装甲兵团的指挥机构跟上了第一营的步伐，把后方基地设在日军放弃的昆印。他们试图更加有效地协调新22师与装甲兵团的行动，但是最终发现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远征军的步兵与装甲兵协同作战，由于丛林的恶劣环境而更加艰难。

史迪威、布朗上校和孙立人。也可以看到布朗上校的大胡子。

远征军坦克部队指挥官布朗上校留着大胡子，严格来说算是违纪。

史迪威有一个习惯是亲自上前线，这有助于他更加有效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克劳福德曾在前线见到深入一线的史迪威。当时日军一部携带火炮正在转移，史迪威发现后命令一支中国部队前去截击。不幸的是，还不够熟悉坦克作战特点的中国装甲部队与步兵配合迟缓，让日军脱网而逃。为此，史迪威与布朗谈话，要求他建立一支美式纯装甲突击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