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日军的火力凶猛，包括75毫米山炮、47毫米反战车炮和大口径迫击炮在内的炮弹，不断在中国装甲部队的队列中爆炸。吃惊的布朗上校判断日军兵力至少有一个大队（一千名），他推测这支日军和自己的企图一样，也是试图通过这片丛林绕袭对手后方，目的是切断正在施工的中印公路。布朗立即向远征军总部报告这一信息，在日军的弹雨中，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布朗战车上的天线先后被日军的神枪手打断四次，直到第五次更换天线才终于把电报发完。

日军的一式47毫米反战车炮，是为了对抗苏联BT战车开发的，也是缅甸战场日军的主力反坦克武器之一。

清醒过来的中国坦克部队拉开与日军的距离，利用战车的机动性调整攻击方向，兰姆伽的艰苦训练产生了成果，在中国装甲部队准确的炮火面前，只有步兵和炮兵的日军渐渐招架不住。天亮的时候，日军的防线被彻底撕裂，丢下阵亡人员的尸体和伤兵开始溃退。

一些老兵对这一夜的战斗记忆犹新。豪斯回忆，“当时我在先导车中担任炮手。我的这辆M3A3，代号是‘阿拉丁’，我把这个代号刷在了坦克的正面装甲上。这次战斗我打得比较窝囊。日军第18师团的部队隐藏在高大的大象草草丛中，因此我们未能先敌发现目标。18点30分，日军的大炮开火了，我所在的部队被日军包围，我们连有两名美国顾问和数名中国官兵战死，还有数人负伤。我们停止前进，除了车长炮手以外所有人员下车向前，在弹雨中掘开了一条战壕，车辆摆开夜间防御阵势与日军对射。第二天天亮的时候，P-51野马式战斗机投入攻击，日军败退了下去。”豪斯自己在战斗中腿、臂、手多处被弹片击伤，直到第二天早晨才被送到几公里后的战地医院，在那里他接受了手术，并被送到印度阿萨姆的美国陆军第二十军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

卡尔·伯克回忆这次战斗的时候，用了“我永远不会忘记”的词句。他说，“那一仗我们打得并不好，因为大多数的官兵没有使用战车进行战斗的经验。美军顾问在炮弹爆炸的间隙，还在教授中国坦克兵怎样使用火炮。我们挨了不少炮弹，还有车辆触发了地雷。情况曾一度十分危急，布朗上校几乎决定暂时后撤，幸好这时，新22师友军的步兵投入了战斗，稳定了战线。但他们的到来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问题——在犬牙交错的战线上，我们很难分清中国友军和日军，他们长得太相似了。战斗中，我所在的战车被日军火箭弹击穿，无线电通讯官和一名准尉阵亡，我们在日军的阵地中强突了足有四英里。”伯克可能有一点搞错了，日军在二战中开发反坦克火箭弹时间较晚，还没能装备部队，战争就结束了。击中他坦克的，可能是一发日军47毫米战防炮的炮弹。

这次战斗，中国官兵阵亡十三人，八人负伤；美军参战人员中，共有四人阵亡，五人负伤。装甲兵团损失轻型坦克四辆，两辆落入河中的中国坦克被打捞起来修复使用。

不过，日军的损失更为惨重。和装甲兵团交手的，实际是日军步兵第55联队的冈田第三大队，这个大队一个月前在打洛遭到新38师的重创，放弃胡康河谷南段入口败退下来，刚刚补充完新兵，就接到命令在师团司令部侧后方布防，因为日军发现有中国侦察兵在这一侧的丛林中出没。日军的本意是以逸待劳打中国军队的伏击，但做梦也没想到，等来的竟是一支装甲部队，这在亚洲的丛林战中就跟发现了外星人差不多。

战斗的结果是日军第三大队几乎全军覆没，大队长冈田公中佐当场阵亡，如果不是大队副官井上咸大尉冒死把他的尸体背回来，就可能被中国兵给埋在烈士陵园门口守门了。腾越的远征军烈士陵园，至今还埋着三个日本佐官的“倭冢”给看门呢。

武汉会战中，白崇禧最痛苦的事情就是原本布置了一个一个口袋阵，让日军一个一个地按照他的设想来钻，可惜部队战斗力太差，每一个口袋都被钻破了口袋底。这回，白长官的痛苦，日本陆军第18师团长田中新一中将也终于体会到了。

坦克部队出发，远征军步兵登战车随同出击。

这一战的一个插曲是日军飞行师团也来凑过一次热闹，美军顾问莱昂纳多·法利（Leonard Farley）回忆：“一队日军轰炸机突然出现，并在战场上空搜索我们的踪迹。我军的战车都伪装了起来，并且开到了隐蔽位置，本来并无危险。但是，刚刚打了胜仗的中国坦克兵对着日本飞机就开起火来，目标当即暴露，日机立即开始攻击我们。虽然双方的这次交手并没给任何一方带来损失，但中国友军的这种打法，让我们觉得余悸难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