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前史 老欧洲没落与美国崛起（第2/7页）

但归根结底，有一样东西却没有改变，那就是历史上的所有文明，都被某一强势帝国所主导，并使之成为该帝国的基本获利方式。正像古希腊文明其实质是雅典对周边城邦统治并因此获利，古罗马文明是罗马帝国对地中海国家的奴役而因之获利，大英帝国用殖民方式推进贸易文明并从330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获利一样，美国人用美元构筑的金融体系将整个世界带入史无前例的金融文明而从全球获利。

就此意义上说，人类历史上每一种文明，都是某一帝国为一己私利制造出来的获利工具。同时也是被其覆盖的国家屈从于帝国中心权力的生存乃至生活的方式。这就是文明的本质。农耕文明如此，工业文明、贸易文明亦如此，金融文明也不会例外。公正地说，每一种文明相对前者，都是一种进步，但每一种文明，又都是帝国自私自利的产物。美国作为金融帝国亦即金融帝国的肇始者，同样如此。

那么，美国是如何成为史上最新也最强盛的帝国的？

用资本的方式理解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美国崛起为全球新霸主的催生剂和助产士。

这是一场由一群既不知道自己为何而战，又不了解战争本身已经发生改变，更不明白谁将是战争最大受益者的人，错误发动和进行的摧毁了自己，也刷新了世界的战争。

尽管马克思早于一个半世纪前，就在他不朽的《资本论》中提出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著名论断，但欧洲那些冥顽不化的君主们，依旧不肯正视帝国的“上层建筑”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早已“不相适应”的现实，却又对自由资本主义升级为垄断资本主义后的大工业生产对资源欲壑难填的胃口和日益尖锐的劳资冲突导致的社会阶级矛盾，充满担心和恐惧。

为了摆脱他们根本就不曾理解原因的困境，德皇威廉二世和他的欧洲同僚们——奥匈帝国的老皇帝约瑟夫，俄罗斯沙皇尼古拉二世，奥斯曼帝国的哈里发，大英帝国和法兰西共和国的决策者们，以1914年6月28日斐迪南大公夫妇在萨拉热窝被刺为契机，几乎不约而同地为各自的国家选择了战争脱困之路。

大错既已铸成，相应的错误就会接踵而至。既然帝国的决策者们无法理解在帝国母体内孕育生长并日益膨胀的资本主义，不过是一次“借腹生子”，帝国的专制体制与资本主义的大工业生产方式，从根本上同体异质，互相排斥，他们当然也就对被资本所推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战争方式的改变一无所知。而这最终导致欧洲的帝国一哄而上，打了一场耗时4年多，大约6500万人参战，1000多万人阵亡，2000多万人受伤，耗资2700亿美元，受战祸波及人口15亿，结果却是千金散尽，王冠落地，帝王们自己埋葬自己的战争。

在这场战争中，唯一的例外是美国。因为美国是当时真正理解了资本主义的逐利方式与天性，完全将自己的国家体制与其融为一体的国家，这使美国得以用纯粹资本的方式去理解这场战争，将之视作一次超大规模的商业活动：生产、运输、贸易、债务、贷款、融资，除了在战争背景下进行，一切都与和平时期没有两样，所以，这种资本主义的清醒使美国笑到最后，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包括20年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大的获利者和最终的胜利者，应该说毫不奇怪。

被忽视的资源和资本能力

中国人的“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与西方人的“打仗就是打后勤”这两句话，异曲同工。引申为现代理念，即打仗就是拼国力。什么是国力？从硬件角度讲，就是获取和控制资源与资本并将其转变为生产力的能力。这种由资源和资本所体现的国家实力，是对战争时长和规模的硬约束：有多少钱（资本），打多大的仗；有多少资源（人力、物力和生产力），打多久的仗。前者取决于交战方的战争融资能力，后者则决定了交战方的战争持续能力。这意味着战场上的胜负一开始就被交战双方所能获得的战争资源和资本能力所左右。这也意味着战争的决策者必须清醒地懂得：打仗只能量入为出，量力而行。

显然，第一次世界大战交战国的首脑和决策者们，并不真正懂得这个道理。而作为大战的主要发动者德皇威廉二世，在这一点上尤其愚蠢。他们无一例外地以为，战争的胜败取决于双方军队在战场上的较量，而对战争的胜利更多地取决于战场之外双方的人力资源、物质资源、生产能力、税收财政、贸易水平、信用创造以及盟友状况等要素，给予了惊人的忽视。

以德国为例，如果德皇威廉与其号称“世界上最出色的总参谋部”的军官们，对当时已经形成的同盟国与协约国双方的真实实力对比有一个清醒的了解，也就不会把对战争胜利的期望建立在如此草率的推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