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章

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满洲国”改为“大满洲帝国”，原“满洲国”执政溥仪，转为皇帝，年号：康德。当日，在新京南郊杏花村，临时垒起一个土台子，代为天坛，举行祭天古礼，而后是登基典礼。

一九三二年三月九日，溥仪就任“满洲国”执政时，与日本关东军代表板垣达成以一年为期，改为帝制。虽然超时一年，但溥仪为能重登皇帝宝座，欣喜若狂。

溥仪把这次恢复帝制，看成是走向大清复辟的起点，幻想着由日本关东军把他送回到北京紫禁城，收回全部大清疆土社稷，为此，溥仪派人到北京“敦庆隆”特制了一套龙袍，关东军司令部闻听说，告之溥仪，日本承认的是满洲国皇帝，不是大清国皇帝，因此登基时，不能穿清朝龙袍，要穿关东军指定礼服，即陆海军大元帅服。溥仪好不气恼，几经交涉，基至于乞求。关东军司令部做了小小让步。同意溥仪在祭天时，穿一次龙袍，登基典礼，必须要换上元帅服。可恨、可悲、可怜的溥仪不敢再坚持了，所以说，他这个皇帝是日本的走狗，是彻头彻尾的儿皇帝。

随着满洲国变成满洲帝国，日本对这个满洲帝国从上到下，控制得越发严密。

在满洲国建立之初，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兼任日本驻满大使，后来接任者，皆是如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关东军司令官就是满洲国最高的权力者。

溥仪在当执政时，关东军就他的身边安插一名日本的侍从武官，在改为帝制后，武官改称为“帝室御用挂”，专门监督、控制溥仪，用溥仪的话来讲：“他的实际职能就是一根电线，关东军的每一个意思，都是通过这根电线传给我的。我出巡，接见宾客。训示臣民、举杯祝酒，以至点头微笑，都要在他的指挥下行事。”其中最令关东军器重一个叫吉冈安直的关东军军官，一九三二年来到溥仪身边，后任“帝室御用挂”，十年里，从中佐升到中将。无论在任何场合，他惯用的口头禅：“我是关东军的代表。”

在所谓的满洲国各部、各省、市、县及镇，囊括所有部门的要害职位，都由日本人担任，名曰内部指导，其实是大权独揽。仅满铁株式会社就抽调数百人，充任满洲国日系官吏，还从日本本土派来大批投机分子，日本退伍军人，“满洲青年联盟”和“大雄峰会”等法西斯组织成员，都委任到满洲国各个机关，这样一来，满人任职的官位，都成了名副其实的牌位，若有不唯日本人是从者，轻者撤职查办，重者无端丧命。

在满洲国变成满洲帝国，吉林市老百姓的生活，如同全东北民众一样儿，日益艰难。

马家大院绝不是一个艰难所能表述的，若说凋零、破落，似乎也不对。还是用人们的感受来形容吧，即心酸二字比较贴切。

昔日敞开的大门，昼夜紧闭着，连旁边的小门，也关得严严实实，几乎不见有人出入，过去热闹的景象，荡然无存。不知内情的人打门口路过，禁不住暗忖：这深宅大院是不是已无人居住？

院内有人，而且人还不少，一家之主依然是马万川。

大院这么“死气沉沉”，不言而喻，都是因日本人所致。尤其以马明金和郑永清牺牲后，悲戚的气氛更浓重了。

日本关东军对马明金之死，兴奋异常，利用他们控制的报纸和广播，大肆宣扬：

“击毙匪首马明金，关东军扫除满洲一大顽疾。”

“关东军神勇之师，剿灭义勇军指日可待。”

同时还把马明金尸首照片登在报纸上，极尽羞辱。但对郑永清的死，一笔带过，只是说郑永清受土匪拉拢，意图哗变，被就地处决。日本人之所以这么说，是怕给本来军心不稳，士气低落的满军，造成负面影响。

马家大院是报纸上知道这个噩耗，也就是这时，郑心清来找马明玉，这是她自嫂子回到娘家，第一次与嫂子相见，她眼睛肿得像个桃似的，但面对着嫂子，还是没什么表情，只是把侄子、侄女，紧紧搂在怀里，默默不语，要知道这两个孩子可是她郑家的骨血，郑家的根啊！她掏出一封信，递给嫂子，说是哥哥临走时，托付给她，让她在恰当的时机交给嫂子。马明玉颤声地问，为什么现在才送来？郑心清说看过信就知道了，而后转身欲走。马明玉追喊着，她头也不回，理都不理地离开了。

马明玉展开信，刚看到信首的称呼，泪水蒙住了眼睛，再往下下，整个心都要碎了：

明玉吾妻：当你看到这封信时，我已离开了人世，或许你会责怪心清信交得迟了，我想对你解释的是，这是我们兄妹的一个约定，试想，如果我们能再见面，还用得着这封诀别的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