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第3/4页）

杨燹带头喝干了酒，接着是廖崎。

季晓舟却滴酒未沾：“谁告诉我的有什么关系？这还用谁告诉我吗？萍萍，就从你眼睛里，我也知道我不行。你却常对我说：拉得好一点了。你眼睛不象你的嘴那么爱撒谎。”他笑笑，“我已拼出全身力气来练琴了，可是，……就象廖崎早就说过的——我和音乐发生了一场严重误会。”他又转向廖崎，“你很有远见，现在大可不必这样不安。”

沉默。仿佛空气也变得凝重起来……

季晓舟慢慢坐下，接着说：“从明天开始我不用练琴了。其实我比谁都明白，我不行。可我总希望长久的辛苦忽然在某一天结出意外的果实。即便不会有那种侥幸，练，总比不练强。我想得很少，希望也很小，只想劳动和收效相等，只想勤奋能让我每夜都心安理得地睡觉。可是不行……事实最终证明我不行。减掉一把不称职的大提琴，不是最天经地义的事吗？你们不必为我难过，不必想法安慰我。”

大家第一次听见季晓舟说这么多话，过去他们甚至认为他迟钝至极。看来并非如此，他的敏感被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所包裹，这就是他生来俱有的责任心。他此刻的神情是复杂的：不仅仅是痛苦，还有对音乐深深的眷恋，以及终于得到解脱一样的舒松感。他十分明白自己的能力，他曾为能力低于别人而玩命练琴，这对他毕竟太苦太累了。他之所以没有碰鼻子拐弯，只因为乐队里还需要他那一点点音量，这一点点需要被他视为神圣的责任。而现在不再需要他了，他从此坦然，或许还有几分庆幸，因为他不必再为自己的琴声自卑了。他已尽自已的最大力量，完成了与那个集体的契约，完成了与自己的良心、责任感的契约。所以他并没有象人预料的那样一蹶不振。

“那以后……以后你做些什么？”廖崎问。这声音躲在深深的自责后面，似乎晓舟的不成功是由于他的过错。

“以后？不知道……服从分配。还能怎样？……我咋天晚上把那把大提琴里里外外擦干净了，今天已交出去了。”

他说得很轻松。其实在擦琴时，他看见琴马下积起的厚厚一层松香，看见琴弓被手指捏出的两个浅槽，他委屈地流了许久眼泪。他抱着琴，悄没声地坐了整整一下午。他想，假如有人早些告诉他：“滴水穿石”的名言不是绝对的，也许不至于受这样长久的折磨——自尊心被折磨得遍体鳞伤……

他爱这把快拉破的琴！但这最真实的理由却最不能成其为理由。他爱音乐，却从没有得到它的青睐。他被减下，这是最明智的决定，又是最不公道的裁判。他委屈，但他从来不怨怪任何人。他在与琴默默告别时，努力说服了自己。他没有再拉它，整整一下午都没有让它再发出一点声响，仿佛他所有的情感都凝聚在那薄薄的共鸣箱里，一碰琴弦就会喷涌而出，不可收拾。他把擦干净的琴轻轻放进琴盒，庄重得象给一位最亲爱的人入殓……

季晓舟饮干了杯中的最后一滴酒。

这时萍萍反倒没有一点声息。多日来她所有的担忧，准备了一肚子的安慰，此刻却一句也不需要了。一切竟是这样简单。这个溜肩膀，看上去不堪一击的“三毛”竟如此坚强。而她却终于挺不住了，把头依在乔怡肩上轻泣。

季晓舟的左手又在那样下意识地模拟揉弦动作，忽然他停住了，笑笑道：“没有琴，我一点也不习惯……就象一下子什么也没有了。”

录音机里不合时宜地放着一支轻佻的歌：“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

廖崎下意识地捂住耳朵。乔怡看见他口袋里露出一只袖珍录音机，便对他道：“把你那高雅的放放吧，——你不是在演出前用它陶冶情绪的吗？拿出来，跟邓丽君摆摆擂台！”

杨燹伸手从廖崎衣兜里掏出录音机，挤挤眼：“‘老贝’的，还是‘老柴’的？我去和服务员交涉，撤了邓丽君……”大家都努力改善气氛。

“不，”廖崎捺住杨燹的手，“这里面不是……”

“是什么？是某个姑娘的悄俏话？”杨燹揶揄道，他取出磁带跟女服务员交涉去了。邻桌那些人正与邓丽君合唱：

送你送到小村外，

有句话儿要交代……

廖崎不安地等待杨燹的交涉结果。

“时装青年”边唱边扬长而去，一路把他们喝完的酒瓶当足球踢，踢碎一个立即爆发一阵狂笑，喝彩。招待员姑娘早躲得不见影了。他们跌跌撞撞，顺便绕个弯，把大学生的桌子险些掀翻。只听女大学生尖叫一声，“哗啦——”盛啤酒的塑料桶倒了，带泡沫的液体飞溅四溢。

大学生们一刷齐地从桌旁站起：“臭流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