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举行两次大公会议共同的结论是教会的联合(1438—1439 A.D.)（第2/2页）

当他们在乌烟瘴气的纷争中迷失方向时，教皇和皇帝却要谋求表面上的联合，否则就不能达成彼此会晤的目标。公开辩驳时的顽固态度，会因为私下面对面的交谈和妥协而缓和紧张的对立情势。年迈和虚弱的教长约瑟看来已是不久于人世，临终的交代使会议平添仁慈与和谐的气氛，留下的空缺给充满野心的教士带来希望。俄罗斯的伊希多尔和尼斯的贝萨里翁大主教主动积极的服从态度获得荣升红衣主教的鼓励和报酬。贝萨里翁在最刚开始的辩论中，一直是希腊教会热诚而有才华的辩护士，如果他被自己的国家指责是背教者和私生子，那么他在宗教的传闻中，他似乎是少见而又典型的爱国志士。他之所以受到宫廷的重用，在于开始时的大声反对和后来的及时顺从。皇帝在两位宗教助理的帮助下，使自己的论点适合当时的全盘状况和主教的个人特质，他们也接二连三被他的权威和榜样所感动。他们的收入为土耳其人所掌握，而他们自身则落在拉丁人手里：仅有的教会钱财，不过是3件衣袍和40个达克特，很快花得干干净净。[120]返国的希望仍旧有赖于威尼斯的船舶和罗马的施舍，他们穷困到这样的地步，以致拖欠了很久应支付的债务，也许贿赂可以发挥作用，让他们当作恩惠接受。[121]君士坦丁堡的危机和获救，可以拿审慎和虔诚的伪装行为作为借口，当时已经对大家暗示，凡是阻碍东西方达成协议的极其顽强的异端分子，将被遗弃在一片敌对的土地，任凭罗马教皇进行报复或审判。[122]

希腊人在第一次私下召开的会议上，形式上的联合计划获得24位成员的赞同和12位成员的反对，但是那企图代表教长的圣索菲亚大教堂的5名十字架护卫者，却因不合古老的纪律而丧失了资格，他们的选举权转移到善于奉承的僧侣、语法学家和凡夫俗子手中。君王的意志产生了一种虚伪和奴性的无异议赞同，仅不过一两位爱国人士敢站出来表达自己和国人的意见。皇帝的弟弟德米特里乌斯不愿成为教会联合的见证人，躲到威尼斯。以弗所的马可误以为自负就是良知，要与拉丁的异端断绝一切来往，自称是正教信条的卫护者和在世的圣徒。[123]在两个民族的条约中提出双方认同的方式，既能满足拉丁人，同时希腊人又不致遭到贬损。他们对于遣词用字很审慎地进行斟酌和推敲，直到最后那天平的横杆微微偏向梵蒂冈一边。双方同意(我必须提醒读者要特别注意)圣灵的流出来自圣父“和”圣子，如同来自一个原则和一种本质；“由于”圣子有相同的特性和本质才有这种流出；圣父和圣子的一次激发和创造使得圣灵流出。要想理解最初草案的各种条款并不那么困难：教皇应该支付希腊人返国所需的经费；必须每年维持两艘战船和300名士兵用来保卫君士坦丁堡；所有运送朝圣者前往耶路撒冷的船只要停靠在该城的港口；只要希腊人提出请求，教皇应该提供10艘战船为期一年，或者是20艘战船为期半年；如果皇帝需要地面部队，教皇会对欧洲的君王提出强制要求给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