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马其顿王朝(867—1057 A.D.)（第2/8页）

他的孙子君士坦丁七世对他的叙述过于理想，但这位生性软弱的君王除非有真正的典范可以参考，否则要是只依据自己的行为或概念，那就不可能有很高的水平。不过，提到巴西尔名实相副的赞誉，就要拿他从放荡的米凯尔三世所夺取的国家，和他遗留给马其顿王朝的国家两者之间的盛衰和兴亡来进行比较。被时间和先例所认可的邪恶被他用熟练的手法加以修正。虽然他无法恢复积极进取的民族精神，但至少能恢复罗马帝国的秩序和尊严。他工作时不知疲倦，能够时刻保持冷静，对当前的状况有充分的理解，做出决定时积极而果断。他在贯彻践行时，遵守非常罕见而有益的中庸之道，要在相对的恶行之间保持相等的距离，以寻求每一种美德。他在军中的服务只限于皇宫之内，也没有具备武士的精神或才能。然而在他的统治之下，罗马军队在与蛮族的征战中再度所向无敌。他用纪律和训练的力量组成一支新兴的军队，立即亲自率领他们前往幼发拉底河的两岸，压制傲慢的萨拉森人，镇压摩尼教徒的叛乱所带来的危险。有一名叫克里索契尔的叛徒长久以来避开军队的追捕，使他感到十分气愤和懊恼，他特别向上帝祈求，希望赐予恩典让其如愿以偿，有机会对叛徒的头颅射上三箭，后来果然得到克里索契尔可憎的脑袋，不过却是因为他被自己人出卖，而非部队的勇敢行为将他捕获。于是他将这头颅吊在一棵树上，皇家的弓箭手三次显露他的本领。用这种卑劣的报复行为来对付死者，是那个时代的风气，不能完全怪罪巴西尔的性格。

巴西尔的主要成绩在于政府组织的财政和法律，为了重新充实已经枯竭的财源，他计划要取回前任浪费而错误的赠予，并用审慎的做法减少一半的偿还金额，立即获得12万镑以供急需，在厉行节俭措施之前有足够的弹性空间。在改进税收的各种计划之中，他制定新模式，征收丁税或贡金完全依靠估值人员独断的裁量权。大臣马上将诚实和称职的税吏列出名单，但经过巴西尔亲自仔细审查以后，发现只有两个人可以被授予这样危险的权力而能够安全无事，但这两个人竟然婉拒他的信任，证明他的顾虑完全正确。

皇帝不辞辛劳地努力工作，在财产和花费以及进账和支出之间建立起很得当的平衡：拨款为国家的各种公职设立一个特别基金；拟订公开的计划以确保君王的利益和人民的财产；在改革奢侈生活后，他设立了两份世袭的产业，用来供应皇家的饮宴，能够保持应有的排场和丰盛的菜肴；臣民的税捐全部用来加强防务，要是有剩余就用来装修首都和行省。他爱好建筑物，即使花费再多，依然获得人民的赞许并且让人极力为之辩护：可以扶持相关行业，鼓励艺术的创作，达成公众可以赚取工资或获得欢乐的多重目标，同时他建造了道路、供水渠道和医院等实用的建筑。巴西尔下令修建数以百计的教堂，奉献给宗教信仰的时代。

他像法官那样一丝不苟而又公正无私，渴望拯救无辜的平民，对犯法的权贵也毫无畏惧地施加打击，鱼肉人民的官员遭到严厉的惩罚。但是对妨碍他施展帝王权力的仇敌，要是给予赦免难免会威胁到他的安全，经过判罪以后就剜去他们的眼睛，让他们在孤独和忏悔中度过余生。由于语言和习俗的改变而有必要修正查士丁尼过时的法律体系，卷帙浩繁的《法学初步》《民法汇编》《御法集》和《御法新编》，用希腊语摘要编成40个项目。他的儿子和孙子完成《巴西利克》的编纂，必须参考他们家族的创始者非常高明的见解。

狩猎的意外事件结束了他那光荣的统治，一头狂暴雄鹿的角与巴西尔的皮带纠缠在一起，将他从马背上拖下来。一名随从前去救助，割断皮带并且将鹿杀死。坠马或者是热病耗尽了年迈国君的精力，他在家族和人民的哀恸声中他崩殂于皇宫。他之所以要砍下忠实臣仆的头颅，为的是这个臣仆竟敢拔剑对付他的统治者。当他不再需要或是重视公众的意见时，原来蛰伏在他生命之中的专制和傲慢，在最后感到绝望的时候死灰复燃。

(二)“哲学家”利奥六世(886—912 A.D.)

巴西尔一世有4个儿子，君士坦丁在父亲之前逝世，悲伤的父亲容易轻信别人，被奉承的骗子和空虚的幽灵利用。斯蒂芬是最小的儿子，献身于宗教工作，满足于教长和圣徒的荣誉，利奥和亚历山大虽然联合执政，却仅将统治国家的权力交给年长的儿子。利奥六世的名号被加上“哲学家”的美称，显得更为高贵(公元886年3月1日)。君王和智者的结合仿佛集“行”和“知”的才华于一身，真能构成人类最完美的天性。利奥六世的表现距离这种理想的境界差得太远。他能在理性的支配之下减少激情和欲念吗？事实上他的一生耗费在皇宫壮丽的排场和仪典上，陷身于妻妾成群的习性和环境，甚至就是全心想要的仁慈和毕生追求的和平，都只能归于个性上的软弱和怠惰。他能克服自己和臣民的偏见吗？事实上他的心灵为最幼稚的迷信所污染，他的法律将教士的影响力和臣民的谬误奉为神圣之事。利奥六世的神谕以预言般的风格泄露帝国的命运，完全建立在星象和占卜的手法上。如果我们还要探索他获得“哲学家”美称的原因何在，只能说巴西尔的儿子与教会和国家的当代绝大多数人士相比，还不能算是毫无知识。他在学识渊博的佛提乌门下接受教导，皇家“哲学家”亲自动笔写出几本有关世俗和教会方面的著作，也可能只是安上他的名字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