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罗马帝国衰亡的一般评述（第2/4页）

宗教的终极目标是追求来生的幸福，但要是听到有人提到基督教的引入和泛滥，对罗马帝国的衰亡产生若干影响，也不必表示惊讶和气愤。教士不断宣讲忍耐和退让的教义，奋发图强的社会美德就会受到阻挠，连最后一点尚武精神也被埋葬在修道院。公家和私人财富中很大一部分，被奉献给慈善事业和宗教活动，而且这种需索永无止境。士兵的薪饷浪费在成群无用的男女身上，他们把斋戒和禁欲看成唯一可供赞扬的长处。信仰、热诚、求知及世俗才有的怨毒情绪和争权野心，燃起神学争论的火焰。教会甚至国家都陷入宗教的派系倾轧之中，这种斗争极其惨烈且永远无法和解。皇帝的注意力从军营转到宗教会议，罗马世界遭到另一种崭新形式的暴政压榨，受尽迫害的教派成为国家躲在暗处的敌人，然而朋党的精神无论多么有害和荒谬，却成为团结或分裂的基本原则。来自各地教会的1800名主教，向一位有正教信仰的合法君主反复灌输绝对服从的理念。他们经常举行会议，不断通信，使相距遥远的教会保持密切联系。正统教会在属灵层次的联盟，可以强化福音书的博爱精神，当然在某些方面也会加以制约。僧侣保持无所作为的神圣性质，在一个奴性十足和牝鸡司晨的时代倒是大受欢迎。但要是迷信不能提供一条安全的退路，产生的种种败德恶行会诱使一无是处的罗马人，在更卑鄙的动机驱使下抛弃共和国的旗帜。宗教的训示只要能满足或肯定信徒的自然意向，信徒就会心甘情愿地服从。基督教纯正的真正的影响力，可以从它对北部的蛮族入教者产生的有益作用中去寻找。当然，其中还是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果说君士坦丁的改信基督教加速了罗马帝国的衰亡，那么胜利的宗教却减轻了颠覆带来的冲击，缓和了征服者残暴的心性。

如此重大的变革对现在这个时代可以产生教诲的作用。爱国人士的职责完全是为了增进本国的利益和荣誉，但一个哲学家应该有更高瞻远瞩的眼光，把其居民已到达同样教养和文化水平的欧洲视为一个大共和国。权力的均衡仍会发生上下的波动，我们自身和邻近王国的繁荣会交替起伏，但局部的事态对整体的幸福状况不会造成危害，也不会损及欧洲人及其殖民地那些明显有异于其他人类的艺术、法律和习俗体系。地球上的野蛮民族是文明社会的共同敌人。我们可能会带着极为关切的好奇心去探索，想要知道欧洲是否处于这些灾难的威胁之下，这些灾难在过去曾一再破坏罗马的军备和制度。或许同样的反思会向我们说明那个强大帝国的崩溃，并使我们了解到可能确保我们安全的下列因素。

其一，罗马人不知道所面临的危险到何种程度，也不清楚有哪些敌人。越过莱茵河和多瑙河，在欧洲和亚洲的北部地区，充满无数狩猎和游牧的民族，他们贫穷、贪婪且暴乱，凶狠好斗，急切地渴望掠夺别人劳动的成果。蛮族世界很快受到战争冲动的刺激，遥远的中国发生的变革会动摇高卢和意大利的和平，匈奴人从获胜敌人面前逃走，转向西方进军。这股汹涌的洪流因俘虏和同盟的增加而声势日益浩大，那些被匈奴人击败后逃跑的部落，反而被激起了战斗的精神。无数蛮族队伍用逐渐累积的力量压向罗马帝国，要是位于前列的战士遭到消灭，留下的空位立刻有新来的攻击者补充，势不可当的民族大迁移已不再仅仅来自北方。

当下长期的安宁一直被归因于人口的增加，但实际上这是工艺和农业进步的必然结果。日耳曼不再是一些散布在森林和沼泽之中的简陋村落，现在已经可以提供一份名单，上面列着2300个有城墙的市镇。丹麦、瑞典和波兰先后建立基督教王国，汉萨同盟的商人和条顿的骑士，沿着波罗的海海岸把殖民地一直推展到芬兰湾。俄罗斯从芬兰湾到东部海洋现在已经形成实力强大和文明进步的帝国，农业、手工业和制造业被引进到伏尔加河、鄂毕河和勒拿河的两岸地区，连最凶狠的鞑靼游牧民族都受到教训，只有降服归顺。独立的蛮族统治被限制在极为狭窄的范围之内，卡尔梅克人或称乌兹别克人的残部为数有限，组成的军队对欧洲大共和国已不能构成威胁。[476]然而表面上的安全不能让我们忘记，新来的敌人和意料之外的危险，仍有可能在名不见经传的民族中出现，甚至所在的位置从世界地图上都无法找到。阿拉伯人或称萨拉森人征服的地区从印度一直延伸到西班牙，过去一直在贫困和卑贱中过着悲惨的生活，是穆罕默德在他们野蛮的躯体中注入狂热的信仰。

其二，罗马帝国牢牢建立在成员独特而完美的联合基础上。臣服的民族不仅放弃独立的希望，甚至忘掉独立的念头，愿意接受罗马公民的身份。蛮族把西部各行省强行从母国的怀中夺走，但这种团结要付出很高的代价，那就是牺牲民族的自由权利和尚武精神。有些依赖性很重的行省缺乏活力和勇气，靠着佣兵和总督来保护他们的安全，派驻的军队和将领都听从遥远的宫廷发号施令。1亿人的幸福为一两个人的行为所支配，何况有的还只是孩子，他们的心灵为深宫的教育、奢侈的生活和专制的权力所腐化败坏。正是狄奥多西未成年的儿子和孙子在位期间，帝国遭受了最重大的伤害。这些无能的君王成年后，把教会丢给主教、国家丢给宦官、行省丢给蛮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