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顺治之死，大清王朝的最大谜团（第3/8页）

顺治三年五月，多尔衮将所有信符收到王府管理。这是调遣全国军队的唯一凭证，本来是唯有皇帝才有权力独握的军国至重之器。多尔衮的理由是，这玩意儿收藏在大内，一有调遣太不方便。于是，将其拿到了自己手里。

多尔衮死后，这件事被当成他心怀不轨的证据之一。其实，此事恰恰表明多尔衮真的没有谋夺皇位的心思。想想看，从拿到调动全国军队的兵符军权，到多尔衮死去，其间间隔了四年半时间。在这么长时间里，多尔衮要想夺位，恐怕是没有人能够拦得住他的。有人认为，是因为代善健在，他的号召力及其两红旗导致了多尔衮不敢轻举妄动。其实，这个理由同样很难成立。原因是，代善是在顺治五年十月死的。这一年，豪格已经死去，济尔哈朗的辅政王之位也在前一年被多铎取而代之。即便在这种政治、军事势力完全一边倒的情势下，在两年多时间里，仍然没有任何有力证据能够证明多尔衮曾有过谋取皇位的行动。

多尔衮死后，深受他信任和重用的苏克萨哈出面控告他心怀不轨，其实是一种为人所不齿的投机行为，迎合了福临对多尔衮的痛恨，从而开始了对多尔衮的清算。

对此，倒是福临的曾孙子乾隆皇帝看得更清楚。作为皇帝，他很明白：多尔衮要是想取皇位，早就在握有军权时做这件事了，哪里要等到死后去阴间来做？于是，我们就有机会看到一个特别熟悉的字眼：乾隆皇帝为多尔衮全面平反昭雪，并在他那个睿亲王中间，还加上了一个“忠”字。实事求是地说，多尔衮还真是当得起这个字眼。九泉之下有知，多尔衮多半会把这个重侄孙子引以为知己。

顺治四年底，接替济尔哈朗为辅政王的多铎，率领王公大臣们上奏皇帝和皇叔父摄政王：考虑到皇叔父摄政王劳苦功高、日理万机且患有风疾，为了不使他过于劳累而影响国家大政，像跪拜这类小事应该免去。从此，在皇帝面前，多尔衮“跪拜永行停止”。不久，据说为了避免皇叔父摄政王每天上朝过于劳累，文武百官陆续开始到摄政王府面请裁决政务。就此，多尔衮的府邸成了国家权力的中枢。

从史书记载上看，上述情况可能确为事实。在二十多年的戎马生涯中，多尔衮鞍马劳顿，应是伤痛不少。诸多史籍中谈到多尔衮身患“暗疾”，很难考证究竟是什么病。从此处所说的风疾和后来多尔衮的猝死看，有可能和心脑血管或高血压一类疾病有关。

从多尔衮的角度看，他有理由得到这样的礼遇，若从帝制传统看，对臣下的这种体贴只能出自皇帝，否则，就是标准的大不敬，是目无君上，是无人臣礼，是专横跋扈、专权擅政。这每一款罪名，都足够凌迟处死。

从实际情况判断，在百战归来的多尔衮心里，也确实没把这小皇帝太放在眼里，他对这位小皇帝很严厉，丝毫也不假以辞色。当多尔衮铁马金戈在血肉横飞的变幻风云中缔造大清帝国时，那乳臭未干的小毛头可能正拖着鼻涕赖在妈妈怀里撒娇呢。假如不是为了帝国利益，不是为了那位孝庄皇太后，多尔衮不干净利索地拿下皇位，已经算是太对得起他了。

而在内心深处，多尔衮极深的隐痛和愤懑并没有随着功成名就、位隆权重而消退。因此，他才会说：“若以我为君，以今上居储位，我何以有此病症？”（《清世祖实录》卷六十三，顺治九年三月癸巳）这表明，他心中的天人交战从未止息。他对皇太极的恩怨纠葛，对豪格的切齿痛恨，对孝庄皇太后的情意，对帝国肩负的责任，两次与皇位失之交臂的遗憾，定鼎中原对大清帝国毋庸置疑的丰功伟绩，一切一切无不交相煎迫，至少在他心中可能是充满了焦虑和愤恨不平。

从史料中推测，多尔衮对这小皇帝只是冷漠而已，找不到他挟巨大权势威迫小皇帝的事例。相反，多尔衮还在许多场合坚定维护着小皇帝的尊严。有一次，济尔哈朗等人商议，要将对摄政王的礼仪提高到诸王之上。多尔衮说：“在皇上面前不敢违礼，其他可以像你们商量的那样办。”第二天上朝时，诸王公大臣在大殿门口跪着迎接多尔衮，多尔衮马上命令调头回去，并责问他们何故如此？史料中，不止一处记载着多尔衮“待皇帝长大后，就要归政给皇帝”的谈话。据说，多尔衮说过一段话，一百多年后，乾隆皇帝在实录中读到这段话时，曾经感动得潸然泪下。

当时，多尔衮召集王公大臣开会，对他们说：“现在大家只知道取媚于我，很少尊敬皇上。我岂能容忍这样？当年，皇太极死时，大家跪着请我继大位，我誓死不从，遂推举了现在的皇上。那个时候，我尚且不肯做这样的事情，今天难道能够容忍你们不敬皇上而来给我拍马屁吗？从今以后，凡是忠于皇上的，我就会爱他用他，否则，虽然给我献媚，我也绝不宽恕。”（《清史稿》卷二一八，多尔衮传）这种情形，显然和多尔衮在推举福临时的顾全大局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