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顺治之死，大清王朝的最大谜团（第2/8页）

就是在这种时刻，多尔衮被李自成拍醒了，火速命令多铎改变行军路线，暂停南下，立即掉过头来，对付怀庆的李自成部队。经过一场大规模会战，清军大获全胜。取胜后的多铎，渡过黄河，进攻潼关。在潼关大战中，李自成再次失利，此时，阿济格于陕北一路节节进逼，李自成的老家米脂也告易手，由此，形成了阿济格、多铎两路夹击李自成主力的态势。李自成陷入进退维谷、两面受敌的困难境地。此后，他退到哪里，清军便追到哪里，基本丧失了发动大规模战役反击的能力。

当此时，南明政权中仅有的几位明白人建议，立即出兵空虚的山东、河北，“攻其不备，必建奇功”。（李清《甲申日记》，丝集）结果，被束之高阁。而史可法的建议更加离谱，他希望“悉简精锐，直指秦关”。（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七，史可法请恢复）也就是说，要主动出兵，帮助清军先灭了李自成再说。这个建议多亏也被束之高阁了，否则，史可法在历史上会是什么形象，真的就很难说了。

就这样，清军击溃李自成之后，多铎随即挥师南下，在很短时间内就将如痴如梦的南明政权一举摧垮。在此期间，发生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和江阴屠城等暴行。

顺治二年六月，李自成退到湖北通城县九宫山之后便不知去向。此后，关于他的下落众说纷纭，一说他死于该地牛脊岭一个农民的镢头之下，还有人认为他逃到一个寺庙里做了和尚，从而演义出了后来极有名的“奉天玉和尚”的故事。

顺治三年正月，已经牢牢控制住朝局和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多尔衮，任命在小皇帝第二次登基时恢复肃亲王爵位的豪格为新的靖远大将军，前往四川对付张献忠。当年十一月，在四川南充地区的凤凰山金山铺，张献忠主力被豪格击败，张献忠本人也被一箭射死。

从此，这两支号称具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大军的农民军，大体星散。李自成、张献忠的一部分部下与明朝残余力量合流，试图共同抵抗咄咄逼人的清军。无奈，强弩之末，不能穿缟，他们再也没有能够形成足够的力量。而多尔衮则十分顺利地实现了各个击破的总体战略目标。中国，在他的手里大局已定。

在此期间，清朝迅速完善各种规章制度，除军事上以八旗制度为根本外，其余几乎全部沿袭了明朝的制度设计。多尔衮率大军入关时，一再宣称自己的天下是得自李自成，而不是夺明朝之天下。与此异曲同工的是，顺治三年，以顺治皇帝的名义作序，将朱元璋的《洪武宝训》颁行天下，直截了当地自认明朝继承人，将与天下共同遵守大明祖训。这是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时从未有过的景象，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收拾人心的功效。

这种情形也直接影响到了小皇帝福临的日常生活。譬如，按照大明祖制，皇家子女出生后，不能由亲生母亲抚养，要交由宫中女官、乳母、宫女、太监和师傅们养育辅导。到北京后，孝庄皇太后住进了慈宁宫，七岁的福临大约是住在位育宫，他只能和母亲分开来自己单独住。

多年以后，早已把死后的多尔衮修理得体无完肤的顺治皇帝，仍然充满怨恨地谈道：多尔衮摄政时，自己和皇太后要分别居住在不同的宫室里，经常要几个月才能见上一面，以至于皇太后时时牵挂，特别难受。

顺治皇帝将此归罪于多尔衮，肯定有他的道理。从多尔衮的角度看，将他们母子隔开，固然有皇家制度的因素在，不过，他和孝庄之间的私情可能是更重要的原因。

今天，我们已经很难知道多尔衮与孝庄皇太后之间的情愫，究竟是怎样的情形。福临长大后，性情偏执强烈，形成严重的分裂型人格，和自己母亲孝庄皇太后的关系也恶化到几乎无法弥补的程度。从一般心理学规律判断，这种情形，必定和他童年与少年时期的成长经历密切相关。而多尔衮和孝庄皇太后的关系，可能使他受到过极大的刺激。这应该是他切齿痛恨多尔衮的最重要原因。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福临可能日益感受到了多尔衮庞大权势的威压。

福临在北京第二次登基后，便颁布诏书，认为多尔衮的功德与辅佐成王的周公比较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加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命令为他立碑以纪念这些功德。福临还封另一位摄政王济尔哈朗为信义辅政叔王，从此，济尔哈朗在名位和实权上处于多尔衮之下。

第二年初，陕西道监察御史赵开心上疏，认为“称号必须正名”。叔父摄政王是皇帝的叔父，只有皇帝可以这样称呼，若大家都这样叫，就没有了上下尊卑之别。因此，应该在“叔父摄政王”前面加一个“皇”字，以便让天下臣民知道，此“叔父”非彼“叔父”也。于是，帝国政府机器又紧急开动，规定：从今而后，一切形诸文字时，都必须称“皇叔父摄政王”，在一切仪注礼节上，皇叔父摄政王都只比皇帝略少一点点，而远高于其他王公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