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袁崇焕炮轰皇太极（第4/8页）

该祠堂坐落于西子湖畔，位于关帝庙和岳飞祠中间。据说，这是一座壮丽无比的纪念堂。与这么个被阉过的破玩意儿比邻而居，而且让他位居中间之上位，不知那英雄一世的关公和岳武穆在天之灵会做何感想。

此后，为魏忠贤建生祠、立牌坊蔚然成风，春风般吹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到处都是一派如火如荼的景象，人们争先恐后地向魏忠贤表达着敬爱之情。就连刚烈的袁崇焕，都要在众人的劝说下，挤出本来就不宽裕的军费，在英雄的宁远城和锦州城里，为那个还活着的去了势的太监各建一座纪念祠堂。

最后，帝国知识分子们出面了。他们很恳切地认为：魏忠贤的功德与孔老夫子差相仿佛，即便略低于孔老夫子，但肯定略高于孟老夫子。因此，应该在帝国首都北京的国子监西侧，为魏忠贤建祠堂，并比照大成至圣先师的祀典，于春秋两季予以祭祀。帝国天启皇帝朱由校立即批准了这个郑重的请求。并且在此前后，从皇帝开始，没有人再用魏忠贤这三个字称呼叫这个名字的人了。此时，人们叫他：“厂臣”、“元臣”、“上公”、“殿爷”、“祖爷”、“老祖爷”、“千岁”、“九千岁”、“九千九百岁”等等。

从上述情形中，人们大体可以知道帝国制度能够培育出什么样的政治怪胎、帝国官场与知识分子们能够无耻的程度，也大体应该知道，当这个国家的精英分子们普遍呈现的是这样一种面貌时，在生机勃勃的后金国面前，这个国家是否还应该有更好的命运？

当年五月，大明帝国首都还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事件。这件事在历史上不算大，在当时却绝对重大——就是王恭厂大爆炸。

这次爆炸发生在大明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五月初六日巳时，就是上午九点到中午十一点之间。已是仲夏时节的北京城，天气应该有些热了。突然，从京城东北方到西南角涌起大团灰黑气，并响起天崩地裂的一声巨响。随后，整个北京城暗无天日，白昼如夜。王恭厂一带地方房屋倒塌一万多间，男女死亡三千余人，炸起的破衣烂衫一直飘到了西山上面。当天夜里，北京和附近州县还发生了地震。

这是一次至今无法解释清楚的爆炸。当时，被人们看成是灾祸降临之前的天象示警。一时间，朝野上下、京城内外人心浮动。

此后不久，八月份，陕西发生了一次农民暴动。这是一次很小的暴动，当时并没有什么人拿它当回事儿。也没有任何人知道，此刻距离掀起淹没帝国的滔天巨浪，只有不到两年时间；距离李自成成为闯将，还有不到三年时间；距离张献忠自称“八大王”，还有不到四年时间。

不过，稍微敏感一点的人们，应该在皇帝过于热心地钻研木工手艺、太监拥有过于庞大的政治权力、士大夫们过于失去廉耻感上，感受到历次亡国之前都会充斥在空气中的不祥气息。这时，如果还有什么人能够悠游岁月，全无惶惶不安之感的话，大约只有两种可能：或者是眼前境遇实在太过美好，或者就是天性真的很迟钝。

天下大乱就在眼前，哪怕是白痴弱智，都应该觉出一定有什么地方出问题了，而且问题还不小。

此时，皇太极继承的后金局势同样糟糕。努尔哈赤多年推行的愈来愈严厉的种族歧视政策，也在此时显示出日益严重的恶果：

辽东汉族士绅的生命财产安全得不到保护，越来越多的汉族人一变而沦为满洲军人的奴隶，不堪忍受时，再变就沦为“逃人”。原来主要依靠汉族人耕作获得的粮食，如今，随着“逃人”的日益增多，土地被大量撂荒，粮食棉布等等已经明显出现短缺。女真人游牧渔猎的传统产品，如貂皮、人参、东珠之属，也出现了两个方面的危机：一是青壮年大多从军打仗去了，一次出征抢掠回来的财富，可能比一年游牧渔猎的收获还丰，致使人们对于深山老林里的渔猎生涯已经开始渐渐失去兴趣；其二，也是因为战争的缘故，那些珍贵的土产已经没有大明朝的商人前来收购了，若换不来金银、布匹、粮食的话，那些东西固然珍贵，却是既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当衣穿的。

此时，后金汗国的军队总数，可能已经达到了十五万人左右，需要填满这十五万张嘴的粮饷，不是一个小数目。这支军队和历史上所有游牧渔猎部族国家的军队一样，必须依靠不断地打胜仗，才能通过战争掠夺，取得高于游牧渔猎的收益，才能既维持住本身高昂的士气，也维持住那些归顺过来的蒙古部落的忠诚。要知道，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这种缺少意识形态支持的游牧渔猎部族的士气和忠诚，全部需要定时、定量并不断加大的赏银，方才能够维持长久。这是后金汗国在努尔哈赤与皇太极父子两代人手上，需要不断发动战争，并且特别难以承受战败后果的主要原因。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宁远城下的战败，对于努尔哈赤来说才变得特别难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