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解决“三农”问题 朱元璋的规矩有点多（第3/10页）

事实上，不管这位皇帝如何复杂，如果我们不是从理论和概念层面出发，而是将他作为一个人来打量，从人的层面来开始工作的话，或许我们的讨论反倒会更加接近事实。或者换句话说，这样做的结果，至少不会更加远离事实。

我们知道，朱元璋是农民出身，有过多年在社会最底层游走流浪的痛苦经历，历经十六年时间，他在血肉横飞之中，踏着无数人的尸骨，登上了皇帝至高无上的龙椅。这样的经历与位势落差，必定会投射到他的内心世界包括潜意识之中，这应该是我们理解这位大明帝国开国皇帝的行为、帝国各种制度建设和施政举措的重要参照。

我们知道，朱元璋在争夺天下时，有一个相当突出的特点，从很早的时候开始，他就能够像一块特大号海绵，源源不断地从周围将有益的东西吸附到自己这里来。从李善长、刘伯温、宋濂、冯国用冯国胜兄弟，到那位来去飘忽的老儒朱升、名士叶兑、徽州硕儒唐仲实等，无一不是当时具有一流见识的人物。在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代，此种人物均属珍稀资源——朱元璋成功地占有了这些资源。他们无不在日常事务或者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贡献着自己的学识和智慧，从而营养了朱元璋。

比较起来，当时的割据群雄甚至包括元帝国政府在内，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在此方面比朱元璋做得更好。

揆诸历史，中国人所特别津津乐道的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常常就是以此为开端的。这种情形的确如滚雪球一样，能够带来众望所归、百川归海般的效应。其结果，一般会令那些自视过高、刚愎自用的顾盼自雄者很快被淘汰出局。

中国人习惯上把这种情形称之为虚怀若谷，礼贤下士，或者从善如流等等。是否具备此种德行，常常被知识分子们作为衡量“主上”是否有道、能否成气候、是不是一位具有识人巨眼之命世英主的重要标准。在赞美帝王的煌煌业绩与品德时，臣子们也时常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君主具有尧舜般的美好品德，哪怕实际情况远非如此。因此到后来，上述词汇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演变为拍马屁时的专用语，在相当长的世代里，被士大夫们以极高的频率使用着。

一个很难改变从而令人不解的事实是，我国的创业者们在理论上大多会认为应该这样做，但实际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却少之又少。于是形成了另外一个可能相关的情形，能够做到这一点本身，就是一种相当难得的素质。上天不会让太多的人具备此种素质，否则，岂不要天下大乱？

对于朱元璋来说，这实际上是一个卓有成效的学习过程。

到大明帝国建立起来以后，浸润于各类学者文人中的朱元璋，可以相当娴熟自如地引经据典，探讨历朝历代治乱、得失之道。而且到后来，他已经能够写作对仗工稳的骈体文，撰写的一些诗词辞赋也算得上中规中矩有模有样，可以炫耀于人了。譬如，封徐达为信国公的诰文就是他亲笔写制的，称“从予起兵于濠上，先存捧日之心；来兹定鼎于江南，遂作擎天之柱”，“太公韬略，当宏一统之规；邓禹功名，特立诸侯之上”（《廿四史札记》卷32，明祖文义，引《稗史汇编》）。

他那些充满个性与豪气的诗词也会令人印象深刻。

《示不惹庵》诗曰：

杀尽江南百万兵，腰间宝剑血犹腥。老僧不识英雄汉，只管哓哓问姓名。

《野卧》诗曰：

天为罗帐地为毡，日月星辰伴我眠。夜间不敢长伸脚，恐踏山河社稷穿。

至于那首与黄巢异曲同工的《咏菊花》，就不仅仅是个性与豪气了。诗曰：

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杀。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

在这位皇帝的《御制文集》中，各体诗词有一百多首。为此，他相当得意，说：“我本野人，未曾从师指授，然读书成文，释然自顺，岂非天乎？”

显然，这位只读过两年私塾的放牛娃，在这个学习过程中，相当成功地完成了自己从草莽英雄到帝国君主的转变。当我们意识到这种转变是伴随着争夺天下的残酷厮杀一道完成的时候，理解朱元璋此后的所有表现，就应该不是特别困难了。

当了皇帝后的朱元璋，大体算是“自奉甚俭”，或许可以列入中国历史上最为克勤克俭的那一类帝王之中。

陈友谅垮台后，有人将他用过的一个饰满珍宝珠玉的镂金床送到朱元璋面前。和当年宋太祖赵匡胤打碎后蜀国君孟昶那七宝马桶一样，明太祖朱元璋也当即将这镂金床打碎。有一个侍臣在边上拍马屁，说：“陈友谅未富而骄，未贵而侈，乃其败亡之因。”朱元璋大不以为然，曰：“难道富贵了就可以骄侈吗？若有此心，富贵也保不住。戒慎戒惧地抑止骄奢淫逸，还怕做不好呢，何况放纵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