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炎热的秋季（第4/6页）

四天后，塞瑟尔回到慕尼黑。他汇报说，泽克特将军打消了进军柏林的想法。虽然这位老将军赞同由右翼执政内阁接管政权，但是只有走“合法道路”他才给予支持，即由艾伯特总统根据《魏玛宪法》第48条发表相关公告。对于执政三雄而言，这等于证实了柏林领导班底的不可靠行事方式。洛索早就表达过同首都那帮人打交道时感受到的不满失望情绪：“如果柏林只剩下一些胆小如鼠的领导人，唯唯诺诺，不敢决断，只靠巴伐利亚无法挽救德国！”虽然言辞有劲，但没有采取任何行动。20

当时，希特勒承受的采取行动的外部压力几乎到了无法抵御的程度。几个月以来，准军事组织和冲锋队的武装人员一直在准备参与军事行动——他们接受军事训练，接受思想灌输，让他们满怀希望在“驱逐柏林那帮当权派”、恢复德国民族自豪感方面发挥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作用。但是压力也来自内部。希特勒对于自己内心世界的各种需要极为敏感。

经过四年痛骂柏林的“十一月罪犯”，经过不断地预言即将临头的国家厄运，希特勒基本上再也拿不出任何可以夸夸其谈、高调渲染的话题内容了。由于严格禁止纳粹党参加选举（因为他反对议会制），除了啤酒馆里的争论以外，希特勒甚至使取得小胜的希望也变得极为渺茫。尽管纳粹党成员的数量在不断增加，然而纳粹党既无法获得越来越多的选民支持，也无法拥有当选代表。这种政治僵局以及那种焦躁不安的个性，在希特勒心里触发了烈火般的行动冲动。

每当遇到高风险局面时，希特勒的本能反应几乎总是奋不顾身，知险而进。行动就是他的春药，他的兴奋剂，他的生命常态。全世界后来恐怖又悲伤地了解到，希特勒的急躁冲动往往压倒了其他所有需要考虑的大事。希特勒曾经使听众，也使自己亢奋激昂，在胸中唤起一阵阵狂热的期盼。他内心里那种日益膨胀的自我形象促使他奋进出击，果敢采取行动。近来他自比为马丁·路德、腓特烈大帝和理查德·格瓦纳——这些著名人物都是他心目中的英雄和榜样。他曾经说过：“我要战斗到底，永不迷失我为自己设定的目标：一定要成为德国解放伟大运动的先驱者。”21在另一次谈话中，希特勒甚至自诩为后世拿破仑。洛索将军的参谋长奥托·弗莱赫尔（男爵）·冯·贝尔尚上尉说：“希特勒认为自己也会像当年拿破仑从厄尔巴岛向巴黎进军占领整个法国一样，最终以少胜多，取得全胜。他想要调动巴伐利亚的军队攻打柏林，而我们认为这样做毫无意义。我们拒绝这样的要求。”22

最后还有来自上面的压力。希特勒开始察觉到执政三雄也许会达成共识，一起行动，但是会把他撇在一边。无论通过政变还是谈判的方式，巴伐利亚执政三雄都有可能采取行动，奋力一拼，在时机成熟时夺取德国政权。11月6日，星期二那天，希特勒的担心得到证实。当天最高执政官卡尔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召开了一个会议，邀请准军事组织的所有首领前来赴会，唯独没有邀请纳粹党人。这是一个很大的意外。希特勒和戈林都没有出席会议。但是战斗联盟的领导人克里贝尔上尉、韦伯博士和其他人都出席了会议。卡尔心里清楚，他主持的会议一结束，他们就直奔希特勒。他表示，这次会议旨在全面遏制传言中的准军事组织，包括希特勒领导的冲锋队行动计划，防止他们过早地对图林根州的共产党人采取行动。23但是在执政三雄出席的这次会议中，卡尔却更加关注柏林：任何意在建立独裁统治的行动必须小心谨慎地进行准备，必须包括一些来自德国北部的铁腕人物。到那时为止，这些铁腕人物还没有被寻到。出席会议的一位名叫马克斯·库纳的人说：“关键是我们要在柏林建立一个民族主义政府，不受议会的干涉。独裁统治至关重要。必须同施特雷泽曼的政府斗争。从1918年革命及其影响中解放出来。摆脱工会和托拉斯。”24

为了完成柏林政权变更，卡尔对集聚在办公室的那群人说可以有两种选择：“正常途径”和“非正常途径”。正常途径贯穿着《魏玛宪法》第48条内容，允许总统艾伯特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组建执政内阁。这似乎行不通，尤其是在塞瑟尔向冯·泽克特将军提议遭到拒绝的情况下。“所以准备采取非正常途径，”卡尔接着说道，意思是武装接管政权，“准备工作都已完成了。”然后，卡尔以戈林所称的永远有准备之人的口吻补充说道：“只能根据细心制订的统一计划采取行动。”而且这样的计划必须在卡尔本人的领导之下。他接着说道：“只有我有权发布开始行动的命令。”这位行政长官暗示在两周内有可能采取行动。25洛索补充说：“巴伐利亚师已经准备就绪。”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