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特权集团

“我演讲时必须要有一大群听众，”希特勒有一次对朋友这样说，“因为在都是好友的小圈子里，我从来不知道该谈些什么。“1919年10月的一个夜晚，他作为德国工人党的演讲者初次亮相，到场人数只有100人，但是他们却足以激发希特勒的雄辩之才。尽管希特勒当时不是最具吸引力的人物，但是在那个秋季夜晚，他慷慨陈词，激情似火，极大地提高了募捐活动的效果，巩固了他作为党内宣传人员的地位。从现在起，他要鼓动演讲，宣传造势。用他自己喜欢的话来说，他要成为“运动”的“鼓手”。当时希特勒还没有把自己看成是一股政治力量的领导人，只把自己视为摇旗呐喊、替别人招买兵马的小人物，为将来出现的党内铁腕人物、德国独裁者争取民众的支持，扩大影响。他说：“我们的任务是当那位独裁者出现时，向他交出一支忠心效力的队伍。”2

1920年2月，希特勒作为一名严肃的大众蛊惑演讲者正式登场亮相。地点是慕尼黑赫赫有名的皇家啤酒馆。后来他在自己所写的那本矫揉造作的宣言式著作《我的奋斗》里，把那次亮相演讲赞颂为史诗般的英雄时刻。然而，其实际情形反倒有点平淡无奇。那次聚会的中心人物是另一位演讲者。在德国工人党的传单上甚至连希特勒的名字也没有。不过希特勒虽然是一位后备演讲者，却使大约2000名听众兴致高涨，群情振奋。即使在陈述该党那个高谈阔论又平庸乏味的二十五点纲领时，希特勒同样博得了支持者的欢呼喝彩，也引起了数百名社会党对手们的嘲笑奚落。后者专门为演讲而来，将此次聚会变成了激烈的政治集会。人们站在桌椅上互相大声指责。3在纳粹党人和社会党人之间差点爆发冲突之后，听众们离开了啤酒馆，在大街上继续高声辩论，谈论着希特勒和那次演讲，谈论着各种问题。一伙表示反抗的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唱起了左翼歌曲——《国际歌》。希特勒完全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使德国工人党引起了公众关注。“无论他们嘲笑，还是谩骂，这都无所谓，”他后来写道，“关键是他们提到了我们。”

听众越多，希特勒现场发挥就越好。他发现自己有能力同民众打成一片，有能力体察他们的喜怒哀乐，说出他们的心里话。“一个伟大的演讲家能够与广大听众情感相通；他能够感觉到哪些话可以说到他们的心坎里，”希特勒这样写道，“他可以从他们的脸上看出……他们是否被说服了。”4广大听众的热情关注和过分赞扬使希特勒大受鼓舞。这是一种双向影响的关系。这种关系后来深深影响了希特勒的政治生涯。有时“我面对着2000名听众发表演讲，其中就有1800人用敌人的眼睛看着我，”希特勒回忆说，“三个小时以后，我看到听众越聚越多，他们怒不可遏，义愤填膺。”因为他们被希特勒描述的政治恶行深深地激怒了。5虽说希特勒在文过饰非、夸张造势方面功夫一流，但是有关他成功发表长篇演讲的报道至少使上述说法具有一定可信性。

就在皇家啤酒馆举行那场极为重要的盛大集会之前，德国工人党内部对于预定这样大型集会场地是否明智曾经展开过激烈争论。该党创建者之一哈勒担心届时会有一半的座位空闲，整个活动看起来可能会失败。希特勒认为情况正好相反，事实证明他说对了。在希特勒那次演讲大获成功之后，德国工人党对于在大型场所举行群众聚会不再回避退缩。无论希特勒在哪里现身，他都是重要演讲者。他的大名只要出现在宣传海报上必定意味着群情激昂，甚至还有可能引发冲突。他屡次回到皇家啤酒馆，经常吸引到大批听众。1920年秋季，希特勒对着满场听众发表狂热演讲《为什么我们是反犹太主义者？》，被现场2000多名听众的喝彩欢呼声打断了50多次。6

在扮演“鼓手”角色期间，希特勒还不是德国工人党领导层。但是形势很快变得非常明朗：宣传鼓劲是该党的活动重心。德国工人党不参与竞选，不推出候选人，在任何委员会或官方机构没有自己的成员代表。它只是宣传造势，吸引大众，这就是它存在的理由。而希特勒是该党头牌宣传鼓动名嘴。

随着希特勒吉星高照，卡尔·哈勒变得黯然失色。希特勒这位后来居上者大获成功之处正是哈勒的失意短板所在。因此哈勒大受刺激，退出了德国工人党领导班底。在希特勒的倡导建议下，德国工人党的名称扩展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德语缩写为NSDAP.希特勒在该党原来的名称上加上“国家社会主义”这个词语，旨在超越最初仅仅针对工人阶级的建党宗旨，希望引起更多阶层的共鸣。他力图从民族主义角度重新定义社会主义内涵，反对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国际概念。他不接受共产党人有关阶级斗争的理论，希望树立全国性的没有阶级差别的社会观念，捍卫私有财产，猛烈抨击“垄断资本”（经常被作为替罪羊）所造成的各种破坏性后果。在希特勒心目中，“国家（的）”与“社会（的）”是两个相同的公有社会概念。希特勒解释说：“‘国家’首先意味着在行动中体现出对（德国）人民的无限热爱。……‘社会’意味着……每个人都要为社会利益而效力，时刻可以为它献出生命。”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