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国民党应对宋案的惨痛教训（第3/6页）

共和党《亚细亚日报》也批评国民党，谓：“宋案证据，某党所谓‘大放光明’，所谓‘惊天轰地’者，今已发表，乃不过洪、应来往函电数通而已。就法律上、事实上言之，皆无涉及袁、赵之确证，乃某党大肆簧鼓，作种种剑拔弩张之态，以摇惑人心。人说是急火攻心，我说他也是藉端破坏。”[160]又批评国民党的做法“似不合法”：

宋钝初不幸而被刺，刺客幸而破获，一为应桂馨，南京政府之官僚也；一为洪述祖，北京政府之官僚也。乃某报居然断定袁世凯、赵秉钧为犯人，主张其自行投案。此等武断灭裂之言论，吾人决不能谓为合法也。推彼辈之意，岂不以洪述祖曾为北京政府内务部参事，故洪杀人，北京政府之总统、总长皆当目为同谋犯。然亦知应桂馨曾为南京总统府庶务科长、兵站长、沪军都督谍报科科长乎？如洪之罪名可以追溯至袁、赵，则应之罪名何不可追溯至孙、黄、陈其美耶？……苟非谋逆证证〔据〕在握，何得袁贼、黎贼口不绝声，如上海《民权报》辈之言论者。[161]

这些批评虽未必句句正确，但由此可知国民党对袁、赵的攻击，非但没能得到其他党派支持，占领舆论、道德与法律制高点，反而使自身遭到了尖锐抨击，究其原因，就在于国民党始终未能通过对宋案证据的切实、理性研究，提出袁、赵即刺宋案幕后主使的确凿证据。

第二，国民党没有能够提出理性解决宋案的方案，他们主张设立“特别法庭”审理宋案，实际上是将法律解决与政治问题混杂在了一起，结果遭到对手和舆论批评，使自身陷于被动，不得不后退。

国民党既然把袁、赵确定为刺宋幕后主使，不但在舆论上予以攻击，而且主张通过法律手段使袁、赵接受裁判。在宋案证据尚未公布前，《民主报》便发表评论，认为“今袁、赵不自投案，益坚国人之嫌疑，是默认为主犯也，是与共和平民为敌也”，因此敬劝“袁、赵其无自疑，袁、赵其速投案”。[162]

宋案经会审公廨预审，确定移交中国内地法庭后，孙中山于4月13日同程德全、陈其美等商议，由程德全拍电向袁世凯及内务、司法两部提出组织特别法庭审理。[163]然而，司法部认为，组织特别法庭“与《约法》《编制法》等不符，碍难照办”，于4月17日致电上海地方审判厅，要求“该厅负完全责任，审理所有一切”。[164]国民党方面并未理会。4月21日，程德全再次电陈袁世凯及国务院，要求迅速派委特别法庭正承审官，到上海开庭讯判。[165]4月22日，司法部复开会议，认为“国家法律视人民一律平等，故自司法地位观察此案，仍属于刑事范围，当然归上海地方厅刑厅讯问，不便另组法庭；若必另组，即为破害共和法制之见端，司法部为守法起见，决不赞成另组”。[166]司法总长许世英坚持“司法言法，违法之事决不肯为”，呈文大总统，请准予辞职，以免“尸位素餐之诮”。[167]各省司法界也“多致电司法部，一体反对，请该部坚持到底，以重法权”，认为“宋遯初虽系民国伟人，按照刑律仍不过一平民而已，不能越出普通刑事范围以外，无组织特别法庭之必要”。[168]

但面对反对声音，国民党内鲜有人思考设立特别法庭之举究竟是否为合法、理性之举。相反，宋案证据公布后，黄兴又与程德全商量，“以由普通法庭审理赵秉钧，必不能到案；即到案，未必能定谳”，因此，由程德全于4月27日晚致电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表示：“此案主张组织特别法庭审理者，因国务员亦处于嫌疑地位故。”[169]同时，黄兴致电袁世凯，一方面说明何以必须组织特别法庭，另一方面对许世英的反对表示不满，要求袁世凯不要受其阻挠。电云：

夫尊重法律，兴岂有异辞。惟宋案胡乃必外于普通法庭，别求公判，其中大有不得已之苦衷，不可不辨。盖吾国司法虽言独立，北京之法院能否力脱政府之藩，主持公道，国中稍有常识者必且疑之。况此案词连政府，据昨日程督、应省长报告证据之电文，国务院总理赵秉钧且为暗杀主谋之犯。法院既在政府藩篱之下，此案果上诉至于该院，能否望其加罪，畅所于挠〔政府无所相挠〕，此更为一大疑问。司法总长职在司法，当仁不让，亦自可风。惟司法总长侧身国务院中，其总理至为案中要犯，于此抗颜弄法，似可不必。兴本不欲言，今为人道计，为大局计，万不敢默尔而息。宋案务请大总统独特英断，毋为所挠，以符“勘电”维大局而定人心之言。[170]

当袁世凯复电，提醒“许总长迭拒副署，若听其辞职，恐法官全体横起风潮，立宪国司法独立之原则未便过于摧抑”时，[171]黄兴又强硬驳复，表示“兴争特别法庭，实见北京法庭陷入行政盘涡之中，正当裁判无由而得，不获已而有此主张。此于司法独立，实予以精神上之维持，以云摧抑，兴所不受”。[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