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宋案冲击下袁之攻守策略（第3/5页）

袁世凯的第三个策略，是想方设法纠合各派力量，对付国会内稍占优势的国民党人。

此种策略，早在刺宋案发生以前，袁世凯就已经在实施。刺宋发生后，袁世凯更“极力联合统一、共和、民主各党”，借以达其目的。[120]工商总长刘揆一赴沪吊唁宋丧之前，曾于3月29日谒见袁世凯，谈及善后事宜，“以政党内阁为请”，袁意味深长答道：“政党内阁殆不成问题也，国会开后视谁党议员占多数，内阁即应归谁党组织之，余何容心焉。”[121]其时，外间正传闻有人将组织进步党，袁世凯对刘揆一所言传出后，有人认为：“所谓进步党者，即袁大总统仿日本桂太郎组织新政党之办法，以为抵制国民党之物也。”[122]虽说袁世凯自己组织进步党之说并不准确，但他的确在谋划利用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三党联合组织进步党之机对付国民党。为此，他对国民党议员采取了收买分化策略。参议院议长、国民党人吴景濂曾述其事道：

袁、赵恐在沪国民党孙、黄诸先生对此案（指宋案——引者）不能恝置，恐不久有军事发生，又恐国会定四月八日开会后，对此案大肆攻击，虽〔遂〕一面备战，又一面用钱贿买两院国民党议员入拟议中成立的进步党，并唆使孙少侯（名毓筠）等另组政党名为政友会，专收买国民党两院议员，以减少国民党在两院议员之人数。复派孙少侯、林述庆等秘密见予，请予脱离国民党，以五十万元为用，其组党费另外酬给，予严词拒绝之。[123]

日本报纸也有报道，谓袁世凯为了对付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无所不用其手段：

袁以国会中国民党议员颇占多数，遇事掣肘，不能为所欲为，遂以金钱买收国民党议员，且对于该党议员之有力者，以内阁总长之条件诱之，不动，则用他法以制之。如对于有刚直声望之李肇甫，前日曾促其父使之归里，其一证也。又使该党之软派议员组织第三党，以分其势力，而使其纷扰。凡可以达一己之目的者，其手段之险恶，非所顾也。[124]

袁世凯对他的策略似乎很有把握，因此，当4月29日于右任代表孙中山、黄兴谒见袁世凯，提出“无论何人为总统，须由国民党组织政党内阁，独操政权”时，袁世凯再次意味深长地讲了同3月29日他对刘揆一所讲类似的话：“政党内阁一层，予颇赞成，决无疑义。将来议会中谁党战胜，其内阁即用谁党首领组织，实为当然之事实。”[125]

在梁启超等人策动下，1913年5月29日，共和、统一、民主三党正式组成进步党，成为袁世凯对付国民党的御用工具。

袁世凯的第四个策略，是对舆论进行严密操控，一方面利用行政权力打击国民党报刊或支持国民党的舆论，另一方面挖空心思攻击国民党人，以淆乱视听。

先是4月中旬，报载交通部受袁世凯主使，于4月1日颁发部令，令电报局，“以后各报凡关于宋案，牵涉政府及国会，牵涉军警干涉，概不准发电。每日由部派员二人到电局，专为检查”。[126]随着宋案证据宣布，不少舆论对袁世凯及其政府给予猛烈批评，5月1日，袁世凯向总统府秘书厅交下说帖一扣，内容为建议对国民党报纸“酌量取缔”，令秘书厅函部“严切办理”。[127]同日，总统府秘书厅致函内务部云：

近日京中各报，对于宋案妄加批评，往往甲论乙驳，飞短流长，实足淆乱人心。查宋案既经法庭审判，将来自可水落石出。未经审判以前，照律不得登载，乃四月二十九日《国风报》《国光新闻》《中国报》任意诬蔑，有“万恶政府”“政府杀人”“政府罪状”及“民贼独夫”等字样，应由贵部按照《报律》或《刑律》第十六章、第三十一章，严重取缔，以重秩序而安人心。相应函达，希即查照办理可也。[128]

内务部接函后，很快于5月2日拟定了给京师警察厅的训令，重申《报律》及《暂行新刑律》相关规定，对《国风报》等三家报纸予以“告诫”，“嗣后不得再有此任意污蔑之词，公然煽惑。倘再故违，定行令厅（指北京警厅——引者）依律办理”。内务部并“咨令各省都督、民政长，转饬各报，一体遵照”。[129]

5月3日，总统府秘书厅又致函内务总长，令其对报馆言论厉行检查，禁止各处报纸借端造谣，刊登不法言论，攻击政府。函云：

径启者。本厅接阅路透电，载译上海工部局取缔报馆告示，称近来各报多用论说插画关于政府、国家各事，作不规则言论，攻击在公之人，非常激烈。凡损人名誉、捏词诬陷之处，无所不为。此种牵动，率至摇惑人心，扰乱秩序，用特示知报馆各项人等，胆敢发刊此等不法言论插画，查明之后，即行拘拿收禁，听候罚办等语。查取缔报馆为内政之一，现在京内外各地报纸藉端造谣，攻击政府，甚或鼓吹内乱，昌言无忌，其言论自由已逾法律制限之外，若不示以儆惩，难免〈不〉滋生事端，贻害大局。上海工部局于租界地面已能出示禁止，内国警察权所及区域，尤应励行检查，俾守范围。特此函请贵部通令全国各民政长及各警察官厅，遇有前项情事，□□□□，倘一再故违，即行拘究，按律罚办，已□内政，而销乱萌。此致内务总长。[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