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洪述祖落网及被处绞刑（第4/12页）

洪述祖对京师高等审判厅的判决依然不服，当庭声明上控大理院。其上控理由，除辩解“除邓”及“燬宋酬勋位”非杀宋之意外，又以应夔丞曾供“燬宋系毁宋教仁之政见”，武士英曾称“杀宋教仁系自起意”，而法庭两审竟不采用，对此表示不满；甚至称其“所供与应往来重要各电，多非己稿”，法庭“认定证据，取舍证据，调查证据，自不能谓为合法”。[205]京师高等检察厅检察官也向大理院提起上诉，认为：“本案就被告人周围之环象言，乃图升官发财，纯系内欲之不能自制；就被告人本身言，系长时间之谋杀，有大恶性；就被害事实言，宋教仁无何种原因惨遭杀害，第一审仅处以无期徒刑，第二审竟予维持量刑，殊未适当。”[206]1919年3月27日，大理院经过书面审理，宣告“原判及第二审判决均撤销”，改判“洪述祖教唆杀人之所为处死刑，褫夺公权全部三十年”。[207]对于改判内幕，据朱德裳《三十年闻见录》所记：“时吾友陈尔锡为大理院推事，尝为余言：推事中有一老人，性情刻薄。凡上诉之案，若入此人手，必加重。述祖陈大理院案，适分入此人手，遂判绞，加重也。”[208]其实，以洪述祖之罪，判其绞刑也算罪有应得。

在审理过程中，洪述祖态度始终甚为强硬，即使在最后阶段，依然声称：

本案发事之起点在地方厅以及本厅均未能质证分明，究竟是起于内，是起于外，是起于南，是起于北，毫不清楚。让一步言之，述祖即有杀人行为，亦当有首从之分，主动、被动之别。述祖仅立于被指挥之地位，上有指挥人，下有着手人。述祖担负共同责任就冤得很了，若再负主动责任，更属屈抑之甚。况述祖处于被指挥地位，动作由人，丝毫不能自主。若谓述祖应负杀人责任，则国务院秘书亦当负责，是以述祖对于原告人之请求是绝对的否认。[209]

整个审理过程中，洪述祖所采取的策略，一是坚决否认“燬宋酬勋位”具有杀害宋教仁之意，只承认欲损害宋教仁之声誉；二是极力把主要责任推到已经死去的袁世凯、赵秉钧头上，为此不惜曲解相关函电，强词夺理，并捏造种种情节。这些在本书中多已论及。然而，任凭洪述祖百般辩解，因与事实不符之处实在太多，结果只是左支右绌，左支右吾，相互抵牾，弥缝无术，适见其狡诈而已。京师地方检察厅及高等检察厅对宋案证据的研究，虽然在细节上存在不少缺失，但提出上诉的基本理由是符合事实、具有说服力的，大理院的最终判决结果也是准确的。

1919年4月5日上午11时，洪述祖在京师第一监狱被绑赴刑场，执行绞刑。行刑时，因其体量过重，加以年力衰迈，筋骨较弱，以致“绞绳下坠之顷，即将该犯头部脱落”。当由北京专门医学校派学生三人到监，将尸身首用线缝合妥帖，即于是日下午由其亲属将尸体领走。[210]洪述祖在京师第一监狱时，恰好《京报》主笔潘公弼因抨击北洋政府而入该狱，邹韬奋曾写《潘公弼先生在北京入狱记》，提到“自有分监以来，受特别优待的，潘是第二人，其第一人是洪述祖”。“洪一定要睡自备的铁床，自备的弹簧褥子（按洪是大块头），一定要用自备的洋马桶”。又说“洪为人很古怪，在狱里终日念佛”。文中还写到了洪述祖受刑情况，说：“绞刑本用人力绞的，后来特往德国定购绞刑机器，运到中国后，第一人尝试的就是洪述祖。绞刑本可保全首领的，不料机关一动，头即下落，迷信的人便说他罪大恶极，命该身首异处。当时洪妾起诉，说洪的罪不至身首异处，分监不能辞咎。但当时那部机器确经司法部验收，分监无过。后来设法请北京最善于连尸的医院把洪好好的缝好，所以葬时表面上还是全尸。”分监主任还请潘公弼去看洪述祖用过的绞刑机器，据潘说：“那部机器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希奇。上面垂下一绳，约有一寸粗，打一活结，下面有一块方木板。犯人受刑时先坐在这块木板上，有人把犯人的头套入那个活结圈里。机一动，板落人悬，吊起的时候，人身直竖，便一命呜呼。洪后实用好几次，都没有断头的事情，洪独不免，真是上海人所谓‘触霉头’”。[211]

对于洪述祖之死，傅增湘也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记述，他说：

君赤面露目，于相法为凶，沪上有小说述君事者，谓其面多横肉，目露凶光，信然。尝免冠抚首示余曰：“子视吾状貌，不类重囚耶！”是其不免刑戮，固自知之。然终于凶狡不悛，自婴法纲，岂知之而无术以自免耶？盖亦嗜利忘身，倒行逆施而不恤耳。闻临刑前夕，从容草遗书甚详悉，翌晨易僧服，整冠理须，而后就刑，斯亦异矣。[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