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武士英落网及暴毙狱中（第3/5页）

另据报道，武气绝前，程德全曾令就近请上海医院监院张竹君与红十字会西医柯司设法医救，但已无力回天。[42]

武士英死亡消息传出后，各种猜疑不断，或曰自尽，或曰毒杀，或曰暴病，言人人殊。政府方面之人认定武之死为国民党所毒杀，称“刺宋一案系国民党内部暗斗之结果，与政府毫无关系，而此次武犯之暴死，亦全系该党一部人士之主使”，并将矛头指向负责监管武士英的黄郛，说“黄固为国民党一员，平生固与宋不好，彼甚恐该案一经严审，则该党之暗斗遂生，异变之证据渐渐露出，关于各方面大有影响，故黄郛以某手段谋杀武犯，湮灭证据”。[43]国民党方面对武士英之死也颇感意外，上海交通部于4月26日通电北京本部及各省支部、交通部，报告“宋案凶犯武士英忽暴死，情节可疑，尚待检验”，并“通告党员开全体大会，讨论对付”。陈其蔚得悉后，决定亲自到会报告病死之由，国民党人则声言，“届时倘有不合之处，必定激烈对待”。[44]

武士英之所以被管押在步兵第六十一团营仓，是因为案犯由租界移交中方后，上海地方检察厅“以案关系重大，本厅管押恐致疏虞，又不能与已判决人犯同施监禁”，故不得已暂押于由程德全“所指定之六十一团”。故武死之后，上海地方检察厅亦有函致程德全，诘问“该武犯确于何日起病，是何病症，何时身死，死时状态如何，该团有无将详细情形随时报告”，要求程德全“饬查明晰，立予赐覆”。[45]

程德全得知武死消息后，立即知会上海地方检察厅长陈崧生（即陈英），由陈厅长令检察员带检验吏至营仓，会同红十字会西医柯司及由陈厅长延请的西医柏亨及法国医生二人，于当天下午对武犯初步进行剖腹检查。“剖验时曾取出五脏，验得肝、肺二物及肺管、咽喉上节略有淤血积滞；又将大肠食肚剖验，则并无毒物。当时各西医详细研究，谓如果服毒，临死时定必上吐下泻，否则必有恶劣难忍之象。今该犯并无此种动静，似非服毒。”[46]各西医将武之心、肝、肺、胃、腰、肠、膀胱、脑并肺管上节计共九件，一并带回医院，做进一步检查。又“惟恐医院独验，尚难昭信，爰将该凶犯之心肝物逐件剪分三份，一存公共捕房，请由西医化验；一存英工部局，交由西医细验；一份归入医院，由承剖各西医化验，以明真相”。[47]

备受舆论压力的陈其蔚因应夔丞、朱荫榛二犯尚在营仓关押，遂呈文程德全，请派人接替看守，以防意外。呈文详细报告了营仓看守之严密，对武士英之死感到意外，对局外人捕风捉影表示不满。呈文云：

窃思蔚自接管该犯以来，因案关重大，当传驻团官佐、士兵、夫役等，凡遇个人私事，一律不准请假，并不得擅自出入，即有来宾晋谒，必须禀知蔚允许，准在客厅接见。自头门直至各犯禁门，节次派兵，荷枪配弹，昼夜看守。并派连长一员、排长二员，轮队梭巡，监视勤惰。即各犯饮食，亦必亲自尝试。蔚犹恐官兵勤惰不一，时督同团副张健、副官吕翌亲及各营营长，通宵达旦，分班严密监察，无敢稍懈。黄中将郛每不次来团察视。看守之责既严且密，乃武犯以猝尔毙命，蔚不胜惶惧。当经呈请都督转饬陈厅长及检察官来团检察，并派柯医生带同各西医，将武犯尸身解剖检验。上自头部脑髓，下至直肠，凡心、肝、肺、脾、膀胱、肾脏全行挖出，由该医生每件割去一片，携回医院，用药化验。是毒是病，俟该医生完全化验后，必能明白宣布。乃近来局外之人捕风捉影，谣言蜂起，一则服毒致死，再则监守毒毙，甚至以不实不尽之言登诸报端。然武犯之死，在团监守人员尚不知其理由，何局外者竟言之凿凿也！虽属立言者有心诬蔑，蔚亦惟置之度外。[48]

经西医柯司等化验，武士英之心、肺及大、小二肠均无毒。柯司并指出：“人之胸胃为脏腑最关紧要之件，大凡人之吃食由咽下，复必由胸胃而入肠肚”，现在武士英大、小二肠已验无毒质，“则胃中亦必无毒可留”。但为慎重起见，柯司又邀各西医，“配合各种药水，准将胸胃详细考验”。[49]其时曾有报道，说尸体“检验时，有田医生、两德人、一英人、一法人，异口同声，皆谓受毒身死。肠上粘有半寸阔之磷纸，是为服火柴中毒无疑”。[50]对此，陈其蔚予以反驳，指出：“该犯武士英自羁营仓以来，除每日所食粥饭之外，余无他物入口。而应桂馨则染有烟癖，曾经呈明，准予给食戒烟药丸，藉以抵瘾。即如应犯吃食香烟，所用燃火，亦不准给予火柴，皆由兵士以纸引火。至于已死武犯，素不吃食香烟，无火柴磷纸，断不得获磷毒而毙。”[51]柯司医生也予以否认，认为：“凡人如服磷毒而死，肠中异常烫热，且于人死之后，满屋必有磷气冲鼻。再查毒质之中，性较速烈者，又有西药一种，名曰贝麻子经（译音），凡人吞服，毕命甚速，惟死后尸身、手背俱作反弓式样。兹查该犯武士英均无此种形状，似属非毒致命。”[52]针对报纸传言另一参与剖验之亨司医生验得毒毙一说，柯司也予以澄清，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