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赵卷入构陷“孙黄宋”阴谋及中途退出（第3/3页）

至于2月2日“冬电”，收电人为“国务院程经世君转赵鉴”。洪述祖2月4日复应函有“‘冬电’到赵处，即交兄手”之语，说明程经世将“冬电”译呈给了赵，而后赵交给了洪。洪在2月4日复应函中又有“望弟以后用‘川密’与兄，不必再用‘应密’，缘（经）程君之手，即多一人也，且智老处手续不甚机密”等语，[145]也说明此前“应密”各电均已经程经世之手译呈于赵。因此，赵秉钧看到了1月26日“径电”、2月1日“东电”及2月2日“冬电”，确凿无疑。赵秉钧试图以洪述祖2月22日致应夔丞函中有“智老已将‘应密电本’交来，纯令归兄一手经理”一语，否认洪述祖译呈以上三电，从而否认自己曾看到三电，显然不具有说服力，因三电发出时，“应密电本”尚归国务院秘书程经世掌握，并未归内务部秘书洪述祖“一手经理”，谈何“洪述祖均未译呈”。由赵所辩可见其“心慌意乱，欲盖弥彰，其情殊可哂笑”。[146]

但2月2日“冬电”是否如洪述祖2月4日致应函所云“‘冬电’到赵处，即交兄手，面呈总统，阅后颇有喜色，说弟颇有本事，既有把握，即望进行”云云，国民党人和赵秉钧解释又不相同。徐血儿认为“此函实袁、赵主使诡谋之铁证”，并将赵交“冬电”给洪之举，解释为“赵得此电，若当面将此电交袁相商，面子上未免觉得难看，故以此电交洪述祖，令洪述祖面呈总统”，[147]这其实夸大了赵在构陷“孙黄宋”诡谋中所起的作用，高估了赵对此事的积极性。赵对袁、洪特殊关系是很清楚的，根本无须他下令，洪就会将“冬电”呈袁。赵将“冬电”交与洪，实属顺水推舟。正因为赵秉钧对构陷“孙黄宋”态度消极，因此，当后来洪述祖从其手中借走“应密电本”后，赵秉钧并没有催还（详下文）。洪述祖则在2月22日致函应夔丞，有“以后勿通电国务院（除巡缉长之公事不计），因智老已将应密电本交来”之语，[148]这样，“应密电本”就被洪述祖掌握，“只为阴谋不轨之用”。[149]

至于洪述祖接到“冬电”后，是否“面呈总统”，赵秉钧在“勘电”中也予以否认，但如前所论，他的辩解并不能成立。[150]他之所以竭力否认洪述祖曾将2月2日“冬电”面呈袁世凯，既是为了掩饰自己曾参与构陷“孙黄宋”阴谋，也是为了掩饰袁世凯曾主使构陷阴谋，二人在此事上有共同利害。

另据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记述，宋教仁被刺消息3月21日传到北京时，国务院正开国务会议，总理赵秉钧大吃一惊，旋被总统府来电请去谈话。此时在会场中，司法总长许世英和记录秘书恩华之间有如下对话：

司法许世英问：“院中近来曾接上海特别密电否？”记录秘书恩华答言：“本年似在一月间某日深夜，上海来‘应密’急电，电务处向秘书厅取密本，厅中查未有此‘应密’。是夜本人（恩自谓）在院值班，即到总理处取来‘应密’本。此本皮面，原写‘洪密’二字，‘洪’字涂去，改‘应’字。译出，只有‘某日到沪’数字，下款当时不甚注意，已记不清。当时译电并原密本亲呈总理。总理谕：‘以后如有特别密电来院，其密电本不在秘书厅者，即将原电径送我处自译。’电务处人言，以后亦未接有上海特别密电。”[151]

应夔丞1月14日方拿到“应密电本”，1月22日离京，先至南京，然后转往上海。[152]因此，上段对话中的“一月间”，具体讲，应是1月下旬。恩华译出的“某日到沪”数字电文，应当就是应夔丞返回上海后给赵秉钧的回电。上段对话透露了几点重要信息。（1）“应密电本”最初为赵秉钧亲自掌握，赵并要求密电本不在秘书厅的“特别密电”，由他自译。（2）恩华看到的赵秉钧手中的“应密电本”封皮，“原写‘洪密’二字，‘洪’字涂去，改‘应’字”，这说明赵秉钧可能曾有过由洪述祖掌管此密电本的想法，但最后还是决定由他自己来掌握，让应夔丞“有电直寄国务院赵”，这反映了赵对洪的确不够信任。（3）1月底2月初正是洪、应南下调查欢迎国会团及阴谋构陷“孙黄宋”的时候，“应密电本”既然在赵秉钧手中，则他当然收到了应夔丞所发“径”“东”“冬”三电，赵秉钧参与构陷“孙黄宋”阴谋确定无疑。

自2月22日起，“应密电本”转归洪述祖“一手经理”。此后，应、赵之间再未见有“应密”电报往来，构陷“孙黄宋”之事也无任何消息，这就意味着不论巡缉长公事，还是巡缉长公事以外之事，应夔丞均未向赵秉钧报告过。这一情况正好与恩华所谓“电务处人言，以后亦未接有上海特别密电”相吻合。因此可以说，从赵秉钧将“应密电本”交与洪述祖那刻起，他事实上已退出了构陷“孙黄宋”的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