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洪应构陷孙黄宋“激烈文章”出炉（第3/4页）

最有意思的是，刺宋案发生后，赵秉钧发表自辩“勘电”，谓“大题目总以做一篇激烈文章方有价值”之语，系洪述祖“藉解散欢迎国会以恐吓政府”，而“须于题前迳密电老赵索一数目”之语，则为洪“以解散该团自任，以便其私图。是时正沪上欢迎国会团发起之初，马迹蛛丝，尚堪寻索。”[102]前句解释尚有些许道理，因为洪、应二人所设计的“激烈文章”确有以危词耸动政府之意，但“勘电”故意不提洪述祖以怎样的“激烈文章”恐吓政府。后句云洪“以解散该团自任，以便其私图”云云，则掩盖了解散欢迎国会团实由政府主导的事实，政府若不打算解散该团，又怎会派洪为特使南下？更有意思的是，在北大历史学系所藏宋案密档中，有一份《宋案证据政府逐条辨明书底稿》，[103]其中写道：

方是团之发生，曾以团中名单及《宣言书》径致国务院。是时政府莫名其妙，而咸以该团影响统一甚大，听之不可，干涉之又有不能，而应、洪辈乃时以解散之责自任。而不知是团之发生，乃正应、洪辈所发生，欲阳以恫吓政府，而阴则假以讹诈钱财也。政府不察，堕其术中，亦已傎矣。观电文中做“激烈文章”“方有价值”及密电“索一数目”等语，即指《欢迎国会团宣言书》也。其假术售奸之情状，已不必燃犀而可睹矣。[104]

当时报纸亦有将“激烈文章”解释为《欢迎国会团宣言书》者，认为是洪、应合演的双簧。如《时事新报》称：“该团与应通气，洪亦知之，故洪与应电谓须有‘激烈文章’，乃能索价，按其月日，正《欢迎团宣言书》发表前后之时也。”[105]《新纪元报》则谓：“上海欢迎国会团于二月中旬发表宣言书，应实阴与通谋，外面故猖狂论，以警政府，里面令洪以调停为名，向政府索钱。所谓‘激烈文章’，所谓‘价值’，及所书月日合之，当时情状丝毫不爽。”又云：“所谓‘要紧文章’，即指欢迎国会团事，所谓‘略露’，即指暗告政府，而所露之一句，即‘必有激烈举动’六字，言已暗告政府上海欢迎国会团必有激烈举动，不可不防，于是而下面索款之言可以牵入。前后针锋，遥遥相对，阅者正可玩味得之。”[106]然而，事实是，《欢迎国会团宣言书》早在1913年1月1日该团宣告成立时便已发表，而北大历史学系所藏袁氏密档中之《欢迎国会团第一次宣言书并驳书》又告诉我们，政府对于该团来历其实是清楚的，因该宣言书后明明写着发起人为何海鸣、尹仲材、李元箸、张汉英、江镇三等，与应、洪并无关系。[107]政府辨明书却说接到宣言书“莫名奇妙”，并说该团之发生“乃正应、洪辈所为”，“激烈文章”就是宣言书，可见政府一方面故意隐瞒解散国会团之真相，另一方面采取移花接木办法，将构陷“孙黄宋”之“激烈文章”与《欢迎国会团宣言书》混为一谈，并将构陷“孙黄宋”的责任完全推到洪、应身上。

洪述祖后来在法庭接受讯问时，也对“激烈文章”一语有过解释，他说：“至作一激烈大文章之句，系民国初建，南北分歧，有谓总统制者，有谓内阁制者，应夔丞作一篇总统制论说，邀赵总理呈递总统，此即谓之‘激烈文章’，非系含有他种意味。”[108]洪所谓应夔丞所作“总统制论说”一篇，即前文提及之《制定宪法之必要》呈文，反对《临时约法》所规定的责任内阁制，主张总统有解散国会之权。然而，此种讨论中国应行总统制还是内阁制的文章，在民初报刊比比皆是，称之为“要紧文章”可以，何能称之为“激烈文章”？洪述祖所言不过是故意将“要紧文章”说成“激烈文章”，从而掩盖其与应夔丞构陷“孙黄宋”的阴谋。

至于应、洪所谓“宋犯骗案刑事提票”，有报道说应夔丞曾告洪述祖，“宋在东京时曾假造钞票，为日政府拘索……洪闻之，居为奇货，拟一面取其凭据，向政府诈钱，一面要挟宋，令出巨款为偿”。[109]然而，宋“假造钞票”并未见诸任何记载，不过谣言而已。革命党人“捄炎”则解释，所谓“宋犯骗案刑事提票”，可能与宋教仁《间岛问题》一书在日本印行时之纠纷有关，他说：

此案证据中，及赵秉钧之通电，均有宋在日本“骗案刑事提票”之语，颇足滋不知者之谣惑。夫宋先生之学问道德为世所推，断无不可告人之事。而若辈却又明明指实“刑事提票”，此与泛称“劣史”二字者不同，鄙人于此事稍知涯略，不敢隐讳，敢告国人而释群疑。盖当间岛交涉发生时，清廷颇为注意，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即饬驻日钦使李家驹物色熟悉间岛情形之人才。其时遯初正从奉天脱难后，调查间岛情形完毕，著有《间岛问题》一书，署名宋练。李家驹不知其为遯初也，知是书尚未付印，急设法延见钝初，索稿阅之，甚欢，遂以报告袁氏。袁即电复李，嘱令遯初进京，许以不次之擢。宋佯许之，而以川资不足为辞。李即劝将所著书稿售与留学生编译社，由该社经理毗陵人某君接洽，以二百元购其稿，并未兼买版权。在遯初之意，不过欲《间岛问题》一书得以流行祖国，使同胞稍知间岛之历史地理，目的本不在金钱，更不在川资，盖自始未有进京受官之意也。惟当时同志中颇因此疑遯初有贰心于满清者，遯初不得已，往商诸该编译社经理，要求买绝版权费百元。该经理不允，遯初遂谓：贵社若不兼买版权，则我须自行出版。该经理诺之，于是遯初在报纸上登一告白，中有“革命党首领宋教仁所著《间岛问题》一书，为好友某君（即指该社经理）将去印行，因原书错误太多，故自行集资再印，务求精美，以餍阅者之望”之语。此告白发现，该社经理大为愤恨，遂指为撞骗，向日本警厅提起诉讼。后因版权本未买绝，当然不成罪案。今应犯等所指“骗案”，盖即此事，欲利用之以为倾陷之具，可谓心劳日拙矣。终之，此项“提票”无可收觅，且亦不足以为倾陷之资料，遂出于暗杀之计，稍有常识者类能知之。且该案发生时，李家驹曾有电致袁世凯，痛恨钝初，则此事不特洪、应所不知，即赵秉钧亦未必深知，知之者惟直接李家驹之袁世凯耳，然则今之欲收买“提票”而主谋陷害宋氏者，舍袁世凯其谁属哉！[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