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放旷不羁（第3/22页）

修武位于魏国都城洛阳之北的河内郡。当时的河内郡风景奇秀，洛阳的显贵们纷纷在这里修建别墅，一到休闲日，便从洛阳来河内度假。其中的山阳是河内的中心，被废黜的汉献帝刘协即以山阳公之位居住在此。

住在山阳的，有老家是安徽的嵇康和刘伶，以及老家是山东的王戎。同在河内郡而不在同一县的还有怀县人山涛和向秀。陈留人阮籍家在洛阳，但极有可能在山阳建有别墅。他的侄子阮咸，一直跟着叔叔生活。

竹林七贤能聚在一起，关键人物是山涛。

山涛在正始五年即公元244年的时候，正在山阳做小官，其间他结识了青年才俊嵇康，后又认识了阮籍，并把阮籍介绍给嵇康，三个人携手入林。接下来，山涛推荐了老乡向秀，阮籍则把侄子阮咸和当时还是少年的王戎带了进来，至于刘伶呢，大约是闻着酒味来的。

七个人在竹林中啸聚清谈、喝酒、弹琴，遗世而独立，不醉而不归，名声渐渐大振。

关于竹林七贤，有个核心或者说领袖问题。

团体核心当然是最初的三个人：阮籍、嵇康和山涛。

这没有争议。个体核心呢，有人认为是阮籍，有人认为是嵇康。后世更多的人，认为年龄并非长者的嵇康为七人之首。

这仍是错觉，或者说，是出于对嵇康的偏爱。

因为他太刚直，死得又太有风骨，而且那么华美。去除偏爱，我们会发现：竹林七贤真正的领袖，仍是具有诗人身份的阮籍。

他们活动的地点主要在嵇康的庄园，具体位置在山阳城东北的一片竹林旁。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魏步兵校尉陈留阮籍，中散大夫谯国嵇康，晋司徒河内山涛，司徒琅邪王戎，黄门郎河内向秀，建威参军沛国刘伶，始平太守阮咸等，同居山阳，结自得之游，时人号之为‘竹林七贤’。向子期所谓山阳旧居也，后人立庙于其处，庙南又有一泉，东南流注于长泉水。郭缘生《述征记》所云：‘白鹿山东南二十五里，有嵇公故居，以居时有遗竹焉。盖谓此也。’”

竹林七贤中，阮籍狂放不羁、颓废伤感，有浓郁的厌世主义倾向，具有诗人、饮酒爱好者和玄学家多重身份，代表作有《咏怀诗》八十二首、《大人先生传》、《达庄论》。阮籍先后做过司马懿、司马师和司马昭的幕僚。面对曹家和司马家的纷争，他也许有看不惯的地方，但却没有强烈的站队意识，只是心怀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嵇康呢，刚直高傲，是思想家、文论家兼打铁爱好者和音乐演奏家，代表作为《广陵散》、《与山巨源绝交书》、《声无哀乐论》、《琴赋》、《幽愤诗》、《难自然好学论》、《养生论》。他是魏国的驸马。从这个角度说，不管他想与不想，他都是曹魏阵营的人。但这时候，曹魏的权力已经被司马氏所夺。他进退维谷。对司马兄弟和一些名士向两兄弟攀缘的做法，他是越来越看不惯了。

山涛深沉，如裴楷所说：“见山巨源，如登山临下，幽然深远。”

刘伶放旷，阮咸狷率，向秀秀彻，王戎聪颖。

至于这七个人的生命结局：嵇康最终被司马昭所杀；阮籍放纵不羁，但其行为一次次为司马昭所容，得善终；刘伶和阮咸，一个纯酒鬼，一个酒鬼兼音乐家，后皆不知所终；向秀一度为官，终于无为，后来事迹不甚清楚，但为我们留下《庄子注》；王戎和山涛仕途显赫，都成为西晋的重臣，官至宰相级别的三公。

我们会依据自己的好恶来评定竹林七贤。

但在晋代，名士们对这七人是不做优劣上的评论的。

比如，北府兵名将谢玄等人想评论一下，被叔叔谢安制止，他告诉侄子：“从先辈开始，就不去评论七贤的优劣，这是个传统！”

从谢安的话中可以看出，对竹林七贤，名士们是无比尊重的 。

前面提到过名士由东汉向魏晋转型的时代背景。但如果仅仅说因为魏晋是乱世，当时篡弑频繁，士人朝不保夕，内心比较痛苦，反映到外在行为，即放旷不羁，也是不足为凭的。因为，如果说魏晋乱世，篡弑频繁，那么五代十国比之于魏晋如何？当时怎么没出现如魏晋一般的风尚？

实际上，魏晋风尚的诞生，跟门阀士族盛大和皇权衰退有紧密关系。

同时，汉武帝时建立的独尊儒术的根基还未牢靠，以老庄之说为底色的玄学应运而生，动荡的时局和生命的无常确实也唤醒了士人心中对个体价值的重新思考。在几重背景下，嵇康才可以喊出“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这样惊世骇俗的口号。

虽然不能说魏晋风度就是竹林七贤的风度，但七贤开辟的精神道路，初升于山阳的竹林，最后如光霞般在魏晋的山水间蔓延开来，进而为中国历史打造出一个绝无仅有的瑰奇而迷人的时代。其高逸的精神追求和不羁的处世方式，更是绝大影响了后世士人，并在他们心中打下不可磨灭的烙印。